然而问题却不是这样简单，实际的情况是，后来广大国民对于杜甫的尊崇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另外一副匪夷所思、令人哭笑不得的样子：开始的时候，人们出于对杜甫的崇敬，以他曾居的官阶作为称谓，称他为“杜拾遗”（杜甫曾官居“左拾遗”），并在各地广建“杜拾遗庙”供奉香火；但是到了宋代以后，民间已经不知道“杜拾遗”为何许人也，于是以讹传讹地将这些庙宇变成了供奉一位或十位女神（名为“十姨”）的“杜十姨庙”；这还不算，因为民间当初供奉春秋时吴国名将伍子胥的“伍子胥庙”此时也早已讹变成了“五髭须庙”（供奉长着五绺须髯的土地神），而民间又流行给土地爷择配夫人的风俗，于是人们干脆将“十姨”嫁给“五髭须”，把一男一女的两处神主搬到了一处供奉，而且早在宋代，从陕西到浙江的南北广大地区内，都流行着这种将杜甫嫁给土地爷伍子胥作老婆的闹剧。这类事情也非偶然，所以如“陈拾遗”（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在后世也有同样的命运，直到鲁迅在《长明灯》中还写老百姓谈到长明灯起始时，把“梁武帝”称为“梁五弟”。对于杜甫这样地位之崇高毫无争议的人物，又仅在唐宋之间不长的时限之内，继承其“传统”就已经有了如此巨大的变数，其他更长历史时段内“继承”对象演变之复杂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宣布“继承杜甫等人的优秀传统”，那么心里就应该明白，这类看似毫无疑义的善良愿望，其实远不是靠着简单的号召、靠讨伐“西化”之风、靠让小孩子们读经背诵唐诗等等就可以奏效的，这个继承与变异之间是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人去认真梳理。仍以“杜拾遗”这看似微妙的称谓问题为例，周作人就曾从这里看出了不小的门道，所以他说：为什么我们历来表示对诗人尊崇，必定是要用“王右丞”“杜拾遗”等等标明官阶的称谓，而西方却从来不是这样，比如有谁在他们那里见过将歌德尊称为“哥德丞相”，将培根尊称为“培根水部”之类的滑稽事情？所以，“传统”的传承过程涉及许多制度深层的问题，而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缺乏了解和应对，则“继承传统”就可能要么只是一句空话，要么还会落个“杜十姨”式的结果。
第二，经过长期的皇权社会，“治统”对“道统”的干预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制度定式，于是中国文化中任何原本比较纯粹、比较能够保持自己独立价值标准的东西（比如原始儒学），就都可能因为后来“治统”的任意左右而失去了原初形态，而成为一种权力的工具。
简单地说，所谓“治统”就是统治权力的运行方式及其利益需求，而“道统”则是文化本体性的价值追求和传承脉络，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子阐明君权所以神圣至上时就说：“君者，民之原也，……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这话的大致意思是：统治者是天下万民最终的归属，而最高的权力就是最高的真理！尤其是这个原则在皇权社会后期权力专制性日益强化的趋势中被置于越来越绝对的神圣地位，比如宋代理学大师就说：“君道即天道”（《二程遗书》）；后来的理学家刘宗周在其《论语学案》中阐发儒学精义，强调的也是“王者，宪天出治，……君道即天道也”——什么叫做“王者，宪天出治”？意思就是整个天地之间的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都只能从最高统治权力那里发源。
所以，“权力统治宇宙、统治真理”的制度路径确立不移以后，社会上对独立文化价值准则和伦理准则的追求不能说没有，但比起普世对于权力的无上尊奉和趋之若鹜，就注定要处于极大的劣势。早在六百多年前，人们就表白对权力的艳羡如何压倒了一切价值追求：“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大丈夫时乘命蹇。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严忠济《越调·天净沙》）你看这说得多明白，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攫取权力而得到前呼后拥的威势，为此而牺牲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世世代代，我们的文化都是浸染在如此制度环境中，所以又有什么东西能够将其淳美内质密封扃固起来，不被侵蚀，而专等千百年后才奉出这份淳美给世人去做“继承”之用呢？
甲：说到治统和道统，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下谭嗣同。这位在戊戌之变自觉献身的烈士在《仁学》中批评《荀子》之过度尊君，认为荀学的本质是“法后王，尊君统”取媚当道的。又说“常以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最近有人批评谭嗣同“激进”，但论者没有考虑谭嗣同说的是否有道理。他身处于专制罗网之中，对此深有感受。中国皇权专制制度是秦代开始的，而秦始皇所依据的理论就是极端张扬君权、极端敌视民众的集大成法家韩非，而这种膜拜专制权力的韩非之学就出自荀子。
“百年俱行秦政制”，后来的统治者虽然觉得秦始皇专制度过了一些（也就是汉代贾谊所说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才导致二世而亡，但总是欣赏其尊君抑民的专制精神，而权力可以给皇帝带来的是个人欲望的极度的伸张，带来物质上的极度享受和精神上的极大的愉悦。因而，历代皇帝中公开赞美秦始皇的虽然不多，但都在或明或暗地学习他，特别是明清两代，皇权专制发展到了极端。这个以皇权为依归的传统并没有死，有人说每个有权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可能是个皇帝。北京有句俗话“关上大门做皇上”就是指一些家长，在家中暴戾恣睢，无所不为，弄得一家大小都怕他。一个普通人尚且如此，遑论那些握有实际权力的人们。而更为关键的，是皇帝式的无限威权成了千百年来整个社会的最高心理期待。比如老舍1950年写的话剧《方珍珠》里，描写北京的一位艺人为了表白自己对新政权的拥戴而赶写了一套鼓词，他最得意的是开宗明义的头两句，所以对解放军代表自夸：“这两句改过十几遍了，太棒了。听着：‘真龙天子出在延安，解放北京坐金銮。’”而这种定式在中国制度文化中的影响之巨大、之久远，想来大家都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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