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权力对于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社会学家所说的“反文化”现象。“反文化”有人称之为“反智主义”，更通俗一些的说法就是流氓政治和流氓文化。纵观“传统”的历史，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由于权力的需要高于一切，所以文化的正面价值不仅得不到彰显，反而受到压制；相反的是那些消极甚至是劣质的文化因素却因强烈的刺激而迅速膨胀，因而对社会的价值建构给予巨大的负面影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后来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里说：“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这些话听上去很刺耳，但是看看直到今天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服权力不服公理”和盛行不衰的各种假冒伪劣，你又不能不说中外思想家的这些话有道理。
甲：现在有人看到一些富豪非正常的死亡，便惊呼中国人中有一种“仇富现象”，我以为这个词组不太准确，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谁也跟钱没有仇”。严格说这是嫉妒别人富，特别是我们这一代“新富”。二十多年前，大家都是一文不名，为什么不出十几年，甚至几年，有的家资暴涨，达到几千万、几亿、几十亿？他们中间许多为富不仁和“第一桶金”来得不太干净，使得平民百姓心理失衡。但是在社会底层的确存在着一种“仇智现象”，却不被人们关注。这种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视是有传统的，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在分析游民平等观的时候说，《水浒传》作者的理想“不是把很少有文明规范的李逵提高到林冲、柴进那样有文化修养有文明规范的水平，而是把林冲、柴进降到李逵的水平”。
李逵这个文学形象在国人中大畅其道，有很多原因，其野蛮与反文明是其中因素之一。游民为什么有着反智倾向，因为这些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们，也被宗法文明（也就是现在一些人热衷恢复的“传统”）所抛弃。游民整天为衣食奔波，自然他们也抛弃了宗法文明，当时又没有其他文明，于是他们在文化上是接近**状态的，也就是说在野蛮状态。然而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天真未凿”，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受过这种“天真未凿”惩治，说来轻飘飘。就说是“天真未凿”吧，实际上“天真未凿”就是尚未进入文明状态。小孩子是天真未凿的，因为人刚刚生下来与小猫小狗区别不大。小孩子没有破坏力量，像小动物没多大关系，他用小手打你一下，你可能还会咯咯地笑。可是李逵要用蒲扇似的巴掌打你一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有力量而无文明就是带有破坏性的野蛮。李逵抡着的两把板斧乱砍乱杀，好像在反压迫、反传统、反抗不义、反抗皇权；其实是建立无序的压迫和野蛮的传统，并在制造着新的不义和另类的皇权。“另类皇权”是指行为者的具体身份地位上虽然疏离于皇权，但是他们在行为方式和终极理想上却始终以皇权为范本，以往我们对于这些就很少思考。
乙：“另类皇权”是个很有意义的提法，或许概括成“亚皇权形态”更贴切一些，因为“另类”似乎有偏离轴心的意思，而“亚形态”则是辐射范围更远，但轴心却完全是以主形态为依归的。“亚皇权制度形态”的文化效应的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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