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书的故事》里，王学泰回忆了好友遇罗克：“他在四班，由于都是学生会下属文学组的成员，我是组长，有时举办一些活动常常请他帮忙，所以往来就多了起来。我们私下常常议论一些文学和人生问题……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海聊是在美术馆对面的平房上，一连聊了3天，那时正逢全市消灭麻雀，他很感慨，对我说：人生是不是就像那被驱赶的麻雀一样，永远没有止息之处？”
“我和遇罗克常常争论，或者是抬扛……后来他对我说：学泰，你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合时宜，坚持下去要犯错误的。”
不料，遇罗克一语成谶。1958年10月，王学泰随校下乡参加农业大跃进，“我们翻的这一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一尺五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试验田深翻一丈二尺，由老乡们自己翻，那里明年亩产120万斤……当时我不到16岁，又长在城市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劳动休息和同学闲聊时便问，120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在旁边指导我们翻地的一个农民插话，一麻袋才装200斤小麦，小麦还别太干了”。
老农不经意吐出的数据，经他一细思量，“120万斤小麦要占多大地清晰起来”。
学习会上，他问教导老师：“一亩地怎能产120万斤小麦呢？它要装6000个麻袋，平码在地里要堆6层呢。”
“你是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么？”老师追问道。
“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层麻袋挺起来呢？”他说到这里，会场突然沉默了，生怕其他学生被毒害似的，老师匆匆宣布散会。
“第二天刚刚出工，年轻的教导主任在会上板着一副面孔宣布：王学泰和王某某到队前来……紧接着那位女连长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全体同学面前指控我的罪状。”王学泰在《生活的第一课》里写道。
“受到批判后，我变‘懂事’了。报考大学时，班主任为我的操行分评了一个‘良’。幸好有这个‘良’，我才勉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哪怕它是当时最差的一所大学。”王学泰轻轻喘息。
北京工农师范学院开学当天，王学泰与闵家胤相逢时，大为吃惊：我是落后生，所以给分这儿了，你这积极分子怎么也分到这儿了？
事隔多年，两人才获知，当年高考录取，考分根本不作数，完全看政审。审卷只用4个图章：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我俩估计都因家庭关系，打上了第三个戳，遇罗克则是打上了第四个戳，他就算第二年再考也是落榜。”王学泰压低了声音，“那年，许多优秀毕业生因此名落孙山。我与遇罗克毕业后再没见过面。”
他最后一次听到好友的消息，是“文革”来临，“遇罗克又一次针对风靡一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荒唐的‘血统论’，发表了《出身论》，被判死刑”。
“表现好”就是揭发别人
大学期间，王学泰与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是好友。1959年，张闻天被打为“反党集团成员”，全国通报。“那阵子，我常看见王学泰与张虹生上政治课时，坐在后面小声交谈。”
“1962年，学校并入北京师范学院，我与王学泰接触渐少。当时，他与我俩的另一高中同学文喆私下交流频繁。”闵家胤说，“在工农师范学院时，张虹生经常与王学泰讲一些党内消息，他把这些转述给几个关系紧密的同学，包括文喆。而系里对文喆早有看法，将他定为‘内定反动学生’。毕业搞‘清理思想运动’时，文喆顶不住，就把王学泰交代出来。
“当年，北京每所大学要揪出一个正牌反动学生，在全校进行批斗。王学泰渐成学院攻击‘重点’。学校要批斗他的那天，他起初并不知情。有人猫在宿舍里写大字报‘把死不交代的反动学生王学泰揪出来’，被同宿舍的另一同学瞧见，赶紧通知他大事不妙。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王学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