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三、四两纪之西游者，皆仅至西域而止，实今新疆省境内耳（内法护一人似曾出葱岭以西。又僧建所到月支，当为今阿富汗境内地），未能指为纯粹的留学印度。其留学运动最盛者，为第五、第七两世纪。而介在其间之第六世纪，较为衰颓。此种现象之原因可从三方面推求之。其一，印度方面，五世纪为无著、世亲出现时代，七世纪为陈那、护法、清辩、戒贤出现时代，佛教昌明，达于极点。其本身之力，自能吸引外国人之观光愿学。六世纪介在其间，成为闰位。其二，西域方面，五世纪苻、姚二秦，与凉州以西诸国，交涉极密，元魏益收西域之半以为郡县，故华、印间来往利便。六世纪则突厥骤强，交通路梗，请求法者欲往末由。观玄奘之行，必迂道以求保护于叶护，可窥此中消息。七世纪则唐既定天下，威棱远播，如履户庭也。其三，中国方面，四世纪以前，佛教殆为无条理无意识的输入，殊不能满学者之欲望，故五世纪约百年间，相率为直接自动的输入运动。至六世纪时，所输入者已甚丰富，当图消化之以自建设，故其时为国内诸宗创立时代，而国外活动力反稍减焉。及七世纪则建设进行之结果，又感资料不足，于是向百尺竿头再进，为第二期之国外运动。此实三百年间留学事业消长之主要原因也。
第八世纪之后半纪，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陵夷衰微矣。而中国内部亦藩镇瘈噬，海宇鼎沸，国人无复余裕以力于学。故义净、悟空以后，求法之业，无复闻焉。其可称佛徒留学史之掉尾运动者，则有宋太祖乾德二年至开宝九年（九六四——九七六）敕遣沙门三百人入印度求舍利及梵本之一事[6].其发程时，上距义净之入寂既二百五十二年矣。此在求法史中，最为大举，然衔朝命以出，成为官办的群众运动，故其成绩乃一无足纪也。
前所列百〇五人中，唯宋云、慧生等五人，为北魏熙平中奉敕派往，其余皆自动也（内刘宋时之道普，唐时之玄照，皆先已为自动的西游，归后乃敕派再游者）。此可见学问之为物，纯由社会的个人自由开拓，政府所能助力者，盖甚微耳。
西游诸贤中有籍贯可考者六十五人，以隶今地，则各省所得统计略如下：
最奇异之现象，则江淮浙人，竟无一也。此一带为教义最初输入发育之地，其人富于理解力，诸大宗派，多在此成立焉，独于当时之留学运动乃瞠乎其后者，其毋乃坚忍冒险之精神不逮北产耶？虽然，当前期（五世纪）运动最盛时，南北朝分立，西域交通，为北人所专享；后期（七世纪）运动时，政治中心点亦在西北，则江表人士，因乏地理上之便利，不克参加于此运动，亦非甚足怪也。
再将各人之行踪及生死列统计表如下：
（一）已到印度，学成后安返中国者四十二人。
法护、法领、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僧景、慧达、沮渠京声、康法朗、慧叡、智猛、昙纂、法勇、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惠生、宋云、宝暹及其同行者七人、玄奘、玄照、运期、智弘、大津、义净、慧日、慧超、不空、含光、悟空、继业。
（二）已到西域，而曾否到印度无可考者十六人。
朱士行、慧常、进行、慧辩、僧建、慧简、慧嵬、慧应、昙学及其同行者七人。
（三）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人数难确指。
法献（因葱岭栈道绝折回）、康法朗同行之四人（过流沙后折回）、智猛同行之九人（临度葱岭时折回）、义净同行之数十人（临登海舶时折回）、大津同行多人（临登海舶时折回）。
（四）已到印度，随即折回者二人。
慧命（以不堪艰苦折回）、善行（以病折回）。
（五）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者三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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