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襄楷上书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及“革囊盛血”两条，其第二事的文字与今本《四十二章经》之第二十六章太相近了，故唐人注此传即引经文为注。“不三宿桑下”，今本作“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陈援庵先生以为此二事“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于《四十二章经》”。此二事在后世成为佛家常谈，然而在后汉时，似未必已成常谈；依我所知，现存汉译诸经中，除《四十二章经》外，亦无有此二事。故襄楷引此二事，虽未必即是引此经，然亦未必不即是引此经。
陈先生指出后汉人称佛皆言浮屠，或浮图，而今本《四十二章经》称佛。此是甚可注意之一点。也许襄楷所见的经文里，佛皆称浮屠，这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检查现存的一切后汉、三国的译经，从安世高到支谦，没有一部经里不是称“佛”的；没有一部经里佛称为浮屠的。难道这些译经都不可信为后汉、三国的译本吗？或者，难道这些旧译本都经过了后世佛教徒的改正，一律标准化了吗？或者，后汉时期佛教徒自己已不用浮屠、浮图、复豆等等旧译名，而早已逐渐统一，通用“佛”的名称了吗？
这三种假定的解释之中，我倾向于接受第三个解释。最明显的证据是汉耒的牟子博已用“佛”，“佛道”，“佛经”，“佛寺”，“佛家”等名词，不须解释了。大概浮屠与浮图都是初期的译名。因为早出，故教外人多沿用此称。但初译之诸名，浮屠，浮图，复豆（鱼豢《魏略》作复立，《世说注》引作复豆，立是豆之误），都不如“佛陀”之名。“佛”字古音读but，译音最近原音；况且“佛”字可单用，因为佛字已成有音无义之字，最适宜做一个新教之名；而“浮”、“复”等字皆有通行之本义，皆不可单行，“浮家”、“浮道”亦不免混淆。故诸译名之中，佛陀最合于“适者生存”的条件，其战胜旧译决非无故（试比较“基督”、“耶稣”、“天主”等字，其中只有“耶”字可以作单行的省称，“基督”、“天主”皆不能省称。“移鼠”、“夷数”之被淘汰，与此同理）。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想：“佛”之名称成立于后汉译经渐多信徒渐众的时期。安世高与支娄迦谶诸人译经皆用此名，佛字就成为标准译名，也成为教中信徒的标准名称。从此以后，浮屠、浮图之称渐渐成为教外人相沿称呼佛教与佛之名，后来辗转演变，浮图等名渐失其本义而变成佛教塔寺之名。
总之，陈先生谓“范蔚宗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此说实不能成立。第一，现存之后汉译经无不称佛，说已见前。第二，《牟子理惑论》亦称佛，说亦已见前。第三，袁宏《后汉纪》于永平十三年楚王英条下说：“浮屠者，佛也”，这还可说是晋人的话。但同书延平元年记西域事，引班勇所记身毒国“修浮图道，不杀伐，弱而畏战”，其下云：
本传曰，西域郭俗造浮图，本佛道，故大国之众内数万，小国数千，而终不相兼并。
惠栋说，《本传》谓《东观记·西域传》也。此说如果不误，《东观记》起于明帝时，成于灵帝时，自是后汉人著作，而已有“佛道”之称了。第四，《三国志·刘繇传》记笮融：
大起浮图祠……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每沿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
此等记载，若是完全孤证，尚可说是陈寿用的新名词；但证以后汉译经与《牟子》，我们不能不承认佛之译名久已成立，故陈寿在魏、晋之间（生蜀汉建兴元年，死晋元康七年，223-297）屡用佛字，正是用后汉通用的名词记后汉的史事。——凡此四事，皆是后汉史料。其实范书《西域传论》只是说两汉方志不记佛道之“精文善法导达之功”，与佛教徒所夸说的“神化”大不相同，为可疑耳。我们不当因此致疑后汉无佛之名词及记载。
现在回到《四十二章经》本题。
梁僧祐《出三藏集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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