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把伪满政权，挂上一个所谓“文明法制”的骗人招牌，涂上一层所谓“以法治国”的脂粉，这只不过是用来遮掩它的不敢使人看见的坏事罢了。
自从伪司法部成立以后，日伪曾经实行了许多次所谓大检举，即兽性的大屠杀大镇压政策，例如在一九三六年，在伪黑龙江、安东省及其他地方的所谓“反满抗日事件”大检举，就屠杀了数十名和判刑了数百名的爱国人士。在一九三八年，在伪三江省检举了三百八十余名共产党人，其中一百六十名起诉，十名判死刑，七名处无期徒刑。此外，类似这样的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在一九四三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侵略战争中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它为巩固侵略基地，对东北人民在思想上进行了严格的统治。伪满政府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统治，于同年九月十八日曾以所谓“敕令”公布了“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其目的是为了实行法西斯集中营形式的恐怖政策。所谓思想矫正法，就是取缔反满抗日的爱国的思想，以民族英雄为对象，在高等法院内设置一级审治安庭，专门办理所谓思想犯事件。这如同国民党所叫嚣的“错杀千人，也不使一个人漏掉”的罪恶行为一样。所谓保安矫正法，就是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大肆逮捕善良的人民，迫使他们服劳役。伪司法部为了贯彻执行这两个血腥的法令，在伪司法部的管辖下设立了伪司法矫正总局，在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鞍山、本溪湖、阜新、西安、鸡西、鹤岗、通化等地方设立了十余个辅导院，收容所谓思想不良的人，送到矿山工厂去服劳役。在一九四三年，在这十余个辅导院里就收容了一万余人。
在伪司法矫正总局所管辖的各地方监狱，到一九四四年就有一百三十余处。从来监狱归伪司法部行刑司管辖，由一九四三年伪司法矫正总局成立后，各地方的监狱拨归伪矫正总局管辖。从此，在这些监狱里关押的“犯人”生活，就越发地凄惨起来，经常遭受到所谓监狱里的五种非刑，即手铐、脚镣、保护衣、防声具、链锁等惨无人道的恶毒刑罚，此外还有所谓笞刑，其中的所谓保护衣，据说是用硬性的衣型，把人固定起来，防声具是用一种面具，把人的嘴堵上，是最为残酷的刑罚。
在各“辅导院”里收容的人，主要就是强制使服劳役，动作稍为缓慢就被认为是怠工，不仅遭受到棍棒、橡皮鞭子的毒打，也有时遭受上记的监狱五种刑罚。如果有逃跑行为，被捉回时，那么，就立即当着全体“犯人”面，活活地打死。
在伪满时期所谓“犯人”，无论是在监狱里或是在“辅导院”里都是九死一生。家属接见，必须花钱，否则见不着面。并且无论是在监狱里或“辅导院”里，生活条件非常不好，真是牛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工作也没有安全设施，所以在服劳役中的所谓犯人，死亡率最高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此外，还有以戒鸦片烟为名的“康生院”，也同监狱“辅导院”相似，就是把吸鸦片烟的人收容起来，强制戒烟并使服劳役，由于待遇的恶劣，以致烟瘾未戒成，人先送了命。伪满的这种监狱“辅导院”“康生院”名义虽不同，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善良的东北人民捉来服劳役，无偿地奴役东北人民给日本帝国主义构筑军事设施。
在一九四四年，在通河县收容的所谓思想矫正的“犯人”二百五十余人，在通河县所谓“康生院”拘禁中，由于不堪残酷虐待，在看守人员王金才等的同情下，被收容的人全部都被开门放了。在往方正方面逃走的途中，被日伪军警追击打死了一百余人，其余的被捉回送到佳木斯监狱，以后开了特别治安法庭，将王金才等当堂活活打死。
从一九四三年到伪满垮台为止，在这短短三年中，共收容了有三万余人。日寇成立“辅导院”的预计收容人数为十万人。这要没有苏联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军。解放了全东北，消灭了日伪统治者，东北人民将更要受到不可估计的灾难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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