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以上所述的各种学习，使我在思想上逐渐扭转了把人民起义看作是“犯上作乱”的反动看法，和把改朝换代看作是“天命攸归”的自欺欺人看法，但是在我当时头脑中的种种旧思想，仍在占有统治的地位。既是认为压榨民脂民膏是一种罪行，可是对于在苏联时藏匿在皮箱底下的人民劳动血汗的结晶——珍宝等物，却一直隐瞒着不肯自动向政府拿出交代。我的侄子毓喦就为这事特意给我写了一个字条，劝我把那些赃物，迅速向管理所坦白登记，而我则未把毓喦这次对我的帮助向所方去反映，装出像是自动交代的样子，做了“坦白”，把藏在箱底的东西拿了出来交还人民。我在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一方面想借此表示一下自己的学习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怕毓喦由于在关押中私自和我通信而致受到违反制度的惩罚；同时还害怕如果我不说，而我的侄子向所方反映了此事我又该怎么办哪？这足以说明我的极端自私自利和不肯把心交给政府、人民的反动思想，到了回国以来学习改造相当长时期之后，尚是这样浓厚地存在着，足见我是怎样顽固的了。
总而言之，就是我仍想以一手遮天的办法来企图骗取所方的信任，仍是和人民保持着极大的距离，所以才仍旧想用过去弄虚作伪长期谄媚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旧伎俩来欺骗祖国人民政府，越想越觉得自己这种极不老实的态度，不惟是卑鄙可耻达于极点，而且也是一种罪上加罪的严重犯罪行为！
这还不算。一直到了一九五四年重又回到抚顺开始检举认罪的时候，由于我的另一侄子毓嶦在检举认罪大会上当面质问了此事，我才向政府坦白了这一事实的真相。从这里越发可以明白看出：
不但我的学习改造态度一直是这样的不老实，这样的虚伪欺骗，还可以充分证明我在学习改造的长期过程中，我的思想进步是如何的迟迟不前和事事落后于其他同犯的啊！
在这里我还想自我暴露一下我曾经隐瞒过的几项罪行。
在检举认罪时，我还把一九四五年日寇当降服前，我为了谄谀日寇，特把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叫到伪宫，鼓励他们要使伪满尽全力支援日寇抗拒苏联到底的罪行，加以隐瞒。竟歪曲说成是吉冈安直让我这样说的。还有一件，也是在一九四五年日寇当降服时，曾由日寇关东军指令伪傀儡政权，把最后掠夺到手的我东北人民脂血——三亿日元的人民财富，作为我逃亡日本以后的生活费用。我在检举认罪时，对于这一可耻罪恶竟只字未提，直到一九五八年在小组内做思想检查的时候，才由同犯的帮助以及自己的思想反复斗争，坦白了这一罪行。
由此可见，尽管我在所方数年如一日的人道主义温暖而耐心的启发教育下，过了多年的学习改造生活，也逐渐认识到只有彻底认罪，才有自己的出路，可是却这样地一直隐瞒了多少年，这不是我理论认识和实践的严重脱节是什么？不是深负祖国人民的起死回生父母般的恩情是什么？
四、温暖照顾
在哈尔滨的几年之间，一贯使我深切感到的，就是管理所长以次全体工作人员对于我的无微弗至的照顾和仁至义尽的关怀。并且这种照顾和关怀，更是大公无私的和与严肃紧相结合的，绝不是仅只对于我是这样，而是对于全体同犯都一视同仁。
在学习方面真可以说是费尽了苦心，拿出了最大限度的耐心，对我们这些一个赛过一个的典型犯罪人做了数年如一日的伟大改造工作。教育是采用了既绵密又切合实际的循序而进的方法，处处都是照顾到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才把学习的步骤和改造的进度给制定出来的。所以我们才能在这逐步加强，陆续加深的计划下，自自然然地一步一步被纳入正规的改造轨道。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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