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盖鉴于明末禅门党同代异之弊,徒在知见上逞机锋,而忘却向上一著,故慨乎言之;观《御选语录》后序中:性音劝帝研辨五家宗旨,帝谓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过权移更换面目接人;可知帝乃不承认有五家之区别;而主张五家一致之说者;其驳弘忍之《五宗救》,特就门户之见最甚者斥之耳。上谕又云:
粤稽三教之名,始于晋魏;后世拘泥崇儒之虚名,遂有意诋黜二氏;朕思老子与孔子同时;问礼之意,犹龙之褒,载在史册;非与孔子有异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数十年;倘使释迦孔子接迹同方,自必交相敬礼……后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谓某为日,某为月,某为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碍之见;但于日月星之本同一光处,喻三教之异用而同体可也;观紫阳真人之外集,自可无疑于仙佛一贯之旨;道既一贯,愈可以无疑于三教并行不悖之理;爰附及于此,使天下后世,真实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广大识见,朕实有厚望焉。
由上言之:可知帝更主张三教一致之说者;以《史记》孔子问礼于老聃之故事,引证儒道二教之根本相同;并引隋李士谦以佛比日,以道比月,以儒比五星之说而修正之;此亦宋明以来三教合一论之影响,而帝之主张,更为鲜明也。
(丁)乾隆帝之刻经事业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振兴佛教,比诸唐宋开国时,亦无逊色。至乾隆帝则尽力于雕刻大藏经、及翻译国语藏经等,亦伟大之事业也。明万历十七年所刊大藏,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乃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为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从事雕刻,即所谓《龙藏》是也。然清代雕刻藏经,在康熙帝时,已编集《圆觉》、《金刚》、《楞严》、《维摩》、《仁王》、《楞伽》、《深密》、《涅槃》、《心地观》诸部般若等二十二经,在内府出版;此《龙藏》乃经始于雍正帝,至乾隆帝而完成者也。《汇刻书目》第十九册卷首释藏之夹注下,有云:“我朝雍正十三年,特开藏经馆;收奇黜妄,整理编刊;命和硕庄亲王等董其事,至乾隆三年竣工,颁发各省寺院;诚巨典也。”此可以为证矣。
乾隆帝又以满洲语翻译《大藏经》;《卫藏通志》卷首载《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有云:
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夫耳顺古稀,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创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
乾隆帝为历代帝王中寿命独长之人;其订正《四库全书》,及国语翻译藏经,经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即六十二岁之时;《四库全书》,历十余年告成;翻译藏经,则费十八年之岁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始竣工;帝年已七十九岁,其得意欣悦之情,可想见也。又云:
至于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
是盖说明佛教之第一义谛,本来空寂,超越于祸福之说;以祸福引诱众生,使之趋避,乃佛教之方便说也。又云:
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盖《梵经》一译而为番(西藏);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至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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