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所译《大乘起信论》，本为示阿赖耶缘起说一派之论。因与玄奘所传之说违异；故法藏大师，却称扬《起信论》以对抗玄奘。谓玄奘所传之说，仅大乘始教，说真如与万法一体不离之关系，未为彻底；而《起信论》论平等差别一体不二，大乘教之真理，至是始尽其底蕴；故以之为大乘终教，而置于玄奘所传法相宗之上。盖法藏虽以华严自立，而三论宗或真谛宗，凡可为玄奘法相宗对抗之武器者，皆助势力，而置之法相宗之上，以期压抑法相宗；而以华严居最高位置，以示自己之立足地位。故法藏著《起信论义记》，全与著三论宗之《十二门宗致义记》，用意相同，凡以为对抗法相宗之具耳。法藏著《仪记》以前，虽有注《起信论》者；但法藏注解，备极周详；使前此不为人所重之《起信论》，促起学者之研究。至荆溪澄观时代；澄观更盛用之，以性相融会差别平等不二一体之说，为性恶不断论之一依据。终更扬法藏所判大乘终教之《起信论》，使侪于圆教之列，遂为证明教禅一致之根据；至宗密而达乎其极。荆溪则用《起信论》以说明自家之教义。于是《起信论》位置，在佛教教义史上，大为重要；但此与《起信论》自身之教义无关也。
澄观之弟子宗密，本传荷泽禅，后乃随澄观学《华严》；著述甚多，比于澄观，更进一步，而唱禅与华严一致之说；于其所著中，发挥尽致；其专说禅教一致论者，《禅源诸诠集》是也。今将其著述之重要者，列之于下：
《新华严合经论》四十卷
《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二卷
《禅源诸诠集都序》四卷
《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九卷
《圆觉经大疏钞》二十六卷
《四分律疏》五卷
《盂兰盆经疏》二卷
《注华严法界观门》一卷
《原人论》一卷
《圆觉经大疏》十二卷
《华严心要注》一卷
《钞悬谈》二卷
《高僧传三集》载其著书“凡二百许卷，图六面”，今多不传。
今由《禅源诸诠集》以述其禅教一致论之要旨；盖宗密立禅，区分三种（此三种禅，已述于禅宗项下），而谓与之相应之教，亦有三种。兹将禅教之配置述之于下。
宗密之唱禅教一致也，以《起信论》为根本；取《起信论》众生心、迷悟、染净、世间出世间之法，皆由此一心而生之说，而谓禅宗目的，亦在显心；教之目的，亦在一心；其说盖悉本诸澄观者也。
世传华严五祖：以杜顺和尚为初祖，华云和尚（智俨）为二祖，贤首国师为三祖，澄观国师为四祖；圭峰（宗密）大师即五祖也。自华云至圭峰，皆名震朝野；唐太宗以至文宗，咸赐封号焉。
华严宗自宗密以后，继承其绪者，比诸天台宗，著名之人较少；天台则荆溪以后，有道邃、行满诸师。日本之传教大师，即受教于道邃、行满，实为日本天台宗之始。未几，遭唐武会昌之难，除禅宗外，诸宗殆皆废灭；此所谓三武法难之一也。
兹就唐武宗会昌法难略述之：以示唐代佛教之归结；并言唐代道佛二教之关系。唐初佛教，已臻隆盛；但道教受朝廷保护尤笃；且太宗以降，领土扩张，远通异域，外国诸教，向未传入中国者，如景教耶稣教之一派、伊斯兰教、波斯祆教（火教）、末尼教等，皆相继而入，称为新宗教。当是时，本国儒教，深入人心，自无待言；道教见异教纷至沓来，常以该教为产自中土，时与外来佛教争衡；加之唐帝李姓，谓老子为其先祖，故累代极护道教，终唐之世二百余年间，二教冲突，未之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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