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武德四年；道士太史令傅奕，上书十一条；论寺塔僧尼之多，为国家害；请灭省之。又著《高识传》，详列古来排斥佛教诸人，自武德之初，迄贞观十四年，凡二十余年问，极力排佛者，皆认为道教之功臣。自是道士中持排佛论者续出；高祖时，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辅翼傅奕，从事排佛。太宗贞观十一年，洛阳道士与僧侣辩论结果；道士奏之天子；天子下诏，改儒佛道三教席次，凡有仪式，道士、女道士列于僧尼之前。贞观二十一年，至命玄奘三藏、与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余人，集五通观；译《老子》为梵语，以弘西域。
当是时：护持佛教与道士抗辩者，以慧净、法琳、智实三人，为最著名；傅奕上书十一条时，朝廷召僧徒诘问；法琳进而辩之。高祖不仅欲限制僧尼，兼欲淘汰道士等，傅奕不为屈，频传其说于民间。法琳遂著《破邪论》（二卷）驳奕，门下李师政著《内德论》；同时绵州振音寺之明（传不明），对于傅奕，亦著《决破》八条，奏之朝廷。迨其后李仲卿刘进喜等之《十异九迷论》、《显正论》出；法琳遂著《辩正论》（八卷）。高祖武德八年，国学行释奠礼时，论三宗三座，定席次为老、孔、释；故慧净与李仲卿以下之道士等大论战，终使闭口而退。太宗下席次之诏敕时；智实与法常、慧净、法琳等，随驾上表谏之；谕以背命者处罪；智实独进言，甘伏罪于万刃之下，断不能伏其理；于是杖之，命还俗，处以流罪。贞观十四年，道士泰世英奏，法琳之《辩正论》为诽谤朝廷；至有捕琳推勘之谕；因琳之辩解，能称帝意，故减罪配益州；琳遂终于蜀地。其他二教争论尚多，兹略之。
唐累代尊敬老子；睿宗且以西城隆昌二公主为女冠（女道士），自是皇女始有入道者。玄宗崇奉道教愈甚，几以老子教为国教；称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诏诸州建玄元皇帝庙；使州学生习《道德经》；道派之《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等书，亦令习之；置博士、助教，以教授学生，由是行之科举，登庸官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视佛教若普通之祠庙；而以道教为宗正寺。
道教原为下等宗教，颇多迷信；特唐之诸帝，信之深笃；惑于道士之妖言，类皆服丹药、或黄金、水银，以求长生不死之术；有因是得病以死者。以此教理浅薄之道士，何能与佛教徒辩论；故二教争理，道士恒败；如高宗麟德年间，使二教徒论《化胡经》之真伪；僧法明出问老子往印度成佛，用华语耶？抑胡语耶？道士皆瞠然莫知所答；当时二教徒争论之情状，由此可推而知也。
此时高宗命将道教书中所记老子化胡之语削除；中宗之世亦命将道观中之老子化胡成佛图，及佛寺所画老子像悉毁之；用《化胡经》，或书化胡者，皆准违敕以处罚。
唐之诸帝，如是崇道抑佛，而佛教不为之少衰；流行民间，势力伟大，非道教可比。于是僧尼之数日增，寺院之设日广，朝廷为佛教费金钱益多，国家经济颇受影响，势必施行淘汰僧尼政策；傅奕在高祖时，既有此请；高祖欲将二教教徒，共行淘汰，即此意也。则天时代，武后欲造佛大像，宰相狄仁杰、纳言李峤，先后上书谏之：狄仁杰之疏曰：“今之伽蓝，制过宫室；穷奢极壮，刻绘尽功；宝技殚于缀严，瑰材极于轮奂；工不役鬼，物不天来，既皆出于民，将何以堪之？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念之，实切悲痛。”李峤之疏曰：“今造像钱已有一十七万缗；若以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尚济一十七万户；极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广人主亭毒之意。”由此观之：当时佛教盛极之弊，与夫忧世之士之衷情，可以考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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