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百余年；韩退之著（源道》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亦不外乎就排佛之意而引伸之耳。
玄宗即位之初，紫薇令姚崇上淘汰僧尼之奏，使一万二千人还俗。命百官禁建寺，铸佛像，写经典。是时又行度牒制；凡僧尼出家，必经有司考验合格，乃给以凭，谓之度牒；有牒者，得度为僧尼，免其地税徭役；此因当时贵戚富豪，往往借僧尼以避徭役，实为防弊而设。其立说也，或谓此举与佛之慈悲，深相契合；或谓学佛在心不在形；而于佛教无少加以反对者。但道教之徒，因天子之迷信，遂从而附和之，以唐室祖先教为口实，排击佛教，不留余地；终至有武宗破佛之举。
然玄宗虽崇道教，决非轻视佛教；盖当是时，即善无畏、金刚智来弘密教之时代也。开元二十六年，敕天下诸郡，郡各建开元、龙兴二寺：定国忌在龙兴寺行礼；千秋节在开元寺祝寿；此二端足为玄宗兼重佛教之证。及武宗会昌五年，而破佛令行矣。
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上表，谏迎佛骨，排斥佛教。时在荆溪、澄观殁后，会昌破佛前二十余年。宪宗览奏大怒；流愈潮州。愈赴潮州后，颇亲大颠和尚，似少闻佛法。然一般佛教者言，愈遇大颠后，深悔前非，则不尽可信。唯愈慨叹当时奉迎佛骨，谓三十年一开，其年必丰，近乎迷信；故云：“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以绝根本。”愈亦不得谓非痛快男子。柳子厚文章，与愈齐名，而颇信佛；白居易亦然；晚年禁止一切肉食。
会昌法难之起，由于武宗信道教之故。会昌元年，召赵归真等八十一道士入宫，亲受法箓；衡山刘元靖，亦深博帝之信仰，为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二人共在宫中修法。有谏帝者。赵归真更招罗浮山邓元超人都，互相结纳，以厚其势；当时宰相李德裕亦助之。遂应道士之请，对于佛教，除长安洛阳各四寺、地方诸州各一寺外，悉毁坏之；僧徒则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而外，悉令归俗；毁寺之材木，以造廨驿；金银则总交度支之财政官；铁像造农具；铜像铜器铸钱。武宗诏曰：“其天下所拆寺，还俗僧尼，收充税户；於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五十万，废丹无用之窒凡六万区。”由此观之：此举在当时备极纷扰，诚非细故也。
当是时：非独禁佛教也，景教、祆教、末尼教、伊斯兰教等，亦被其厄。景教为耶稣教一派，西历五世纪顷，希利亚之涅司特儿始行之。此人唱基督非神子说，故为一般耶稣教徒所排斥；在四百三十一年小亚细亚耶匪耶司之宗教会议被捕，流于阿儿美尼亚；其书悉被焚弃。但此教行于西亚细亚地方，渐经波斯来中国。在中国始传此教者为阿罗本（西亚细亚人）；贞观九年来长安，迎于宫中译经。京都造大秦寺；各州建景教寺以弘其教；拜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其后有景净等僧。景教流传中国之次第，记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之景，碑文曰：“功用照彰，强称景教。”盖谓有照暗黑之功用曰景也。袄教为波斯之昨罗阿司特所开之拜火教；太宗贞观五年，何禄传入长安。当高祖时，长安已有建袄神祠之说；唐设祆正、袄祝之官，其盛可知矣。末尼教，亦波斯宗教；乃末尼（一作摩尼）氏所开；以祆教为本，而调和佛耶二教者；则天延载元年，拂多诞传入中国。回教为谟罕默德所开伊斯兰教；来中国年代不明，似在贞观前后。经会昌之难，诸教皆潜，惟回教复行。
武宗十九年崩；宣宗立；废破佛令。时值唐之末叶，宦官擅权，任意废立天子；加以牛李之争，朝廷纷扰不止；李德裕、牛僧儒争拥政树党，互相轧轹，谓之牛李之争。且藩镇骄横，不肯用命；经懿宗、僖宗、昭宗、至昭宣帝，唐遂亡于朱全忠；经五代之乱世，佛教终不能大发展；经典既失，人才亦稀，益陷于衰微矣。历五十余年，至后周世宗时，又下破佛令；显德二年，禁止私自出家；废寺院之无敕额者三万百三十六所，存二千七百寺。民间之铜器、佛像，限五十日以内，由官司收买铸钱；私藏铜五斤以上，不纳官者处死。此即世称“三武一宗之厄”之一宗也。五代诸帝中，周世宗较有力，领土较大；其他各地，为群雄所割据；故此厄仅其一部分耳。至如南方之吴越王，累代奉佛颇厚，其域内佛教甚盛。
吴越王始自钱镠；后唐庄宗于同光三年赐玉册金印，称吴越王。传钱瓘、钱佐、钱倧、钱俶，累代相承；钱俶之时，值赵宋之兴，终归于宋。吴越王领土之内，有天台山者，历史上有名之大寺也；当吴越王建国时，适值天台十四祖清竦时代；镠加以保护。俶尤崇佛，值天台义寂时代；俶子钱惟怡，与义通同时；此二人者：与佛教关系颇深。吴越王与天台之关系，俟后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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