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跋陀罗之居长安也，所处境遇，大异罗什。罗什为朝廷所崇奉，优与保卫，故其声势显赫。佛陀跋陀罗，力避俗权，独以教养弟子为务。相传“时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并往来宫阙，盛修人事；唯觉贤守静，不与众同”。觉贤者，佛陀跋陀罗之略称；盖译佛陀为觉。而译跋陀罗曰贤也。是知罗什、觉贤二派，明明有对立之倾向。厥后觉贤不能安，《高僧传》载贤“语弟子云：‘我昨见本乡，有五舶俱发。’既而弟子传告外人，关中旧僧，咸以为显异惑众。又贤在长安，大弘禅业；四方乐静者，并闻风而至。但染学有浅深，所得有浓淡；浇伪之徒，因而诡滑。有一弟子，因少观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贤未即检问，遂致流言，大被谤读言，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逾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贤乃怡然，不以介意。时旧僧僧、道恒等，谓贤曰：‘佛尚不听说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将至，虚而无实。又门徒诳惑，互起同异。既于律有违，理不同止。宜可时去，勿得停留。’贤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怀抱未伸，以为慨然耳。’于是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俱发；神志从容，初无异色。识真之众，咸共叹惜；白黑送者千有余人。关中旧僧，指罗什弟子。姚兴闻去怅恨；乃谓道恒曰：‘觉贤沙门协道来游，欲宣遗教，缄言未吐，良用深慨；岂可以一言之咎，令万夫无导。’因敕令追之；贤谓使者曰：‘诚知恩旨，无预闻命。’于是率侣宵征，南指庐岳。”《高僧传》之言若此：则当时二派之不相容，可以想见。于是智严退处山东精舍，静修禅定。觉贤遂南往庐山，依慧远矣。五舶之豫言云者，即觉贤所言本国舶来之谓。其后五舶果来，诚如豫言所云。此事传记多载之。是觉贤本乡，或非罽宾山国也。
次更言慧远。慧远、罗什，称南北二派。罗什为北派领袖，所居之长安，为北地佛教中心。慧远为南派领袖，所居之庐山，为南地佛教中心。罗什受政府优遇，义学之徒，麕聚云集；长安佛教，譬如春花盛开，生气勃发。庐山反之，地既幽静，适于隐者；慧远又力避权势，持沙门不拜王者之主张；学者数百人，萃止一山，发挥南地佛教特色；庐山佛教，譬如深秋枯木，旨趣闲寂。当是时，实南北二派并立之时。慧远、罗什，未尝谋面；而书问往还，互相推重。觉贤之南来也，慧远久耳其名，深致敬礼；愿居罗什、觉贤之间，负调解之责。
慧远者，道安弟子，乃竺佛图澄再传弟子也。见第二章。竺佛图澄之来华，值五胡侵入之初；匈奴刘渊独立，国号汉；后分前赵、后赵；前赵为后赵石勒所灭；石勒死，石虎继立；即竺佛图澄来华时也。竺佛图澄未尝翻译经论，唯以德望，感化后赵。后赵石氏，羯人也，本匈奴一部落，素未立教化。石虎凶暴性成，无所忌惮。终归依竺佛图澄，渐改其行焉。
后赵衰，鲜卑来自满洲，立燕国。苻健者，西方氐人也；立国于长安，号前秦。当是时，中国北部，纷乱益甚。竺佛图澄之弟子，避乱东西，求居南北，流转四方，未尝辍学。道安留寓襄阳时，适襄阳为苻坚所陷，载之北去，此前秦佛教初兴时期。而罽宾小乘教之来，势如潮涌，亦即其时也。其助之翻译暨宣传者，以竺佛念、释道安为尤著。出家则称氏为释，自道安始，前既述之矣。
道安为注释佛经之始祖。当是时，为翻译学极幼稚时期；所译经文，索解不易；讲佛学者，不过叙其大意，以便转读而已。至道安始有注释，诠解文义，俾文之首尾易明。其所注解者，凡二十余巷。兹据《出三藏记》，示其重要书目于下：
《光赞折中解》一卷
《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析疑准》一卷
《般若析疑略》二卷
《般若起尽解》一卷
《道行集异注》一卷
《小十二门注》一卷
《大十二门注》二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迹金刚持心梵天二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
《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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