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的表达方式肯定有所不同，这篇散文的文字魅力应该得力于夏丏尊的翻译，但文中独创的推理表达则是日本作家的发明。作者好像决心不让你先去感觉，而是让你来理解月色的美，在理解中再慢慢地加深感受。一般文人最不敢使用的逻辑思维方式，倒成了作者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我们平时说月色的美丽，一般总脱不了朦胧、温柔、恬淡等意。这里，作者不想再唱这个很烂的调子了，而是像做一道证明题一样来推论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朦胧、恬淡。你看他的步骤：先证明月色的青，再证明青在色彩上力量的弱，于是便有“柔”感，生出平和、慰藉之效；青的光不鲜明，于是有神秘、无限之感；便若有若无，这就是朦胧、缥缈之美。这种用推理、用逻辑思维来写风景真是太大胆了。我后来入选中学课本的《夏感》，还有刻在黄果树景区的《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散文，都是得力于这个启示。
从此我开始了山水散文写作，追求清新、纯美的风格。现代散文，我认为最好的是朱自清。朱之前我很崇拜杨朔，他的许多篇章我都背过，但后来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模式。我小学时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的第一本散文集，是秦牧的《艺海拾贝》，他的《社稷坛抒情》，还有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都是几千字的长文，也都曾背过。一九八八年，我把长期阅读散文的体会编辑出版了《古文选评》《现代散文赏析》，与《新诗五十六首点评》合为一套“学文必背丛书”。这是强调读而后背的，广读精背，这是一个笨办法。
有阅读就有思考。作品是思想和艺术的载体，读多了就会分出好坏、深浅，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在对大量古今散文作品阅读后，我思考了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散文的真实？第一，散文是表现一个真实的“我”，必须是真人、真事、真情。不是小说，不能随心所欲编故事。第二，散文有它独立的美学价值，不能注解政治，套政治之壳。虽然由于那个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一切艺术，文学、绘画、音乐等都曾背过政治的包袱，但散文在这方面陷得更深一些。关于散文的文艺批评尽管有许多眼花缭乱的理论，却很少触及这两个最普通的大白话式的原理，或者是碍着名家的面子，不愿去说。
例如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明明是小说，长期以来被当成样板散文编入课本，收入各种选本。杨朔的散文影响更大，被收入大学、中学课本，不管写景、写人都要贴上政治标签，几成一个写作定式。
一九八二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当前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第一次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十多年后，在中国作协为我组织的作品研讨会上，作协副主席冯牧老先生说：“真实是散文的生命。这次看梁衡同志的这本书，有文章专谈这个问题，我们不谋而合。”“他在散文理论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就是最早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这种缺点不光是杨朔一个人有，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为了验证我自己的这种理论，我一九八二年创作了《晋祠》，并于当年入选中学课本。
二、怎样突破平庸。毋庸讳言，我们平常在报刊上见到的作品，平庸的占多数。这是一个社会现实。某次，一位文学编辑对我说：“我终年伏案看稿，就像被埋在垃圾堆中，心情十分压抑。”改革开放以来，散文在跳出庸俗地服务政治之后，又胆怯地回避政治，大散文不多。也正如冯牧先生说的：“我不喜欢一些‘心灵探险式’的散文。杯水波澜，针眼窥天，无病呻吟。这些散文不关心现实，只关心自己的情趣，这不应该是我们散文写作发展的总体趋势。”一九九八年七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以这一年为转折，我的散文写作由山水题材转入政治题材。以一九九六年发表《觅渡，觅渡，渡何处？》为转折，这篇文章也入选了中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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