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新起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趋势。二十五年前，传教事业的敌人是愚昧的迷信。二十五年后，传教事业的难关是开明的理性主义。我们现在不怕基督教士挖眼珠子去做药了；我们现在对于基督教的教义与信条也渐渐明白了。但我们有人要进一步疑问基督教的根本教义能不能成立。我们有人要问上帝究竟有没有，灵魂究竟有没有。西洋近代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固有的自然主义的哲学逐渐回来，这两种东西的结合就产生了今日自然主义的运动。这种自然主义对于宗教的态度是：
1、宇宙及其中一切万物的运行变化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2、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惨酷与浪费，使我们明白那仁爱慈祥的主宰是不会有的。
3、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死后是要腐烂朽灭的；朽灭是自然的现象，不足使我们烦心。我们则应该努力做我们能做的事业，建造我们人世的乐国，不必去谋死后的净土天堂。
这种新的理性主义的根本态度是怀疑：他要人疑而后信。他的武器是“拿证据来”！
这种理性主义现在虽然只是少数人的信仰，然而他们的势力是不可轻视的。中国民族本是一种薄于宗教心的民族；古代的道家，宋明的理学，都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所以西洋近代的自然主义到了中国便寻着了膏腴之地，将来定能继长增高，开花结果。在这个“拿证据来”的旗帜之下，不但同善社、悟善社等等变相的道教要受理性主义的评判与打击，就是基督教的教义与信条也免不掉他的评判与攻击。
传教的事业二十五年前打义和团和红灯教的难关过来了，现在到了这“理性关”前，还是偷关而过呢？还是指名搦战呢？
前面两座难关是外来的抵抗，第三座难关却是基督教传教事业内部的弱点。
这第三关便是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的安逸。这话好像不通。传教士的生活变安逸了，岂不是一件好事？何以我说是一座难关呢？
五六十年前，到中国来传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很危险的事。交通不方便，语言不通，信息不通，一个教士冒险深入内地，住在一群仇视的愚民之中，时时刻刻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当年来的传教士至少须具有两种资格：第一，要有非常深挚的宗教信心，第二，要有百折不回的牺牲精神。没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他不肯来；没有很坚决的牺牲精神，他不敢来。所以当年那些把生命和安逸放在脑背后，来到中国传教的人，大都经过了一种天然的淘汰，大都是挑出来的尖子，大都是中人以上的人格。我们回看利玛窦、莫利逊一班人的成绩，不能不向他们脱帽致敬。
但是现在时势变了。交通方便多了，保障完备多了，风气开通多了，生活容易多了。风俗不懂的，有书可读；语言不通的，有华语学校可进。不但不用牺牲生命，还有薪俸可拿。人工这样贱，生活费这样低，租税是没有的，禁酒的法令是行不到的，——在中国教会学校里教书的生活有什么了不得的痛苦与牺牲？
因为生活变容易了，变安逸了，所以现在来传教的人都不用经过那严刻的天然淘汰，所以什么样子的人都跑来了。有不能在本国吃饭而来中国教书的；有来养病的；有来休息的；有来玩的；有来混饭吃的；有来收买古董的。宗教信仰也不必很强，冒险精神也用不着，牺牲精神也不必有了。固然今日在中国的传教士之中确也有不少很可敬爱的人格。但我们可以说，今日教会选择传教士，远不如美孚公司或英美烟公司选择内地经理人之严格。有些人是不必来的；有些人是不配来的。
基督教古来的传教士经过了种种危险与困难的关隘，现在的传教事业到了这平阳关前，怎么办呢？
我是个直爽的人，爱说爽直的话。诸位朋友要我发表我对于基督教教会教育的前途的观察，我已经指出了传教事业今日遇着的三座难关，指出了教会教育今日不能忽略的三个新起的境地，我这个门外汉，至多只能诊察，却实在不配开药方。
药方是要请诸位自己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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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胡适之与胡适的治学成就 从内容上划分 演讲可分为政治演讲、生活演讲、学术演讲、法庭演讲、宗教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