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北伐战争开始后，安国军接连失利，济南、沧州、天津等地先后失守，一个接一个的噩耗，犹如驱之不散的阴霾笼罩在张作霖的心中。而当傅作义率部攻入涿州的消息传入京中时，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张作霖头一次生出英雄末路的悲凉。
这一年的傅作义只有32岁，他只用了一个师的兵力，就精确的捣在了张作霖的命门上。这标志着老一代军人都老了，真是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不可轻年少，后来者居上的这种恐慌心理，让张作霖顶不住了。
他召开紧急会议，把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都召回北京。望着他们凝重的神色，张作霖有一种日暮西山的苍凉，他道：“涿州距离北京不过百里之遥，是奉军南下的必经之地。如果傅作义守稳那里，再与阎锡山相互呼应，一旦北伐军北上，我们的处境就太被动了，大家商量一下，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是硬挺着，还是先退回奉天？”
杨宇霆站起来说：“大帅，我们苦心经营十几年，才能进入北京。就这样退回去，我不甘心，倒不如和他们来个鱼死网破！”
与杨宇霆的急躁相比，孙传芳显得过于冷静，他沉吟片刻道：“北伐军攻势凌厉，现在正凭借着胜利的余威，其势暂时难挡。我看不如先暂避其锋，待其锐气渐失，我们再趁势攻击。”
杨宇霆的意思就是退回关外，但是张作霖知道，一旦离开北京，自己怕是再也回不来了，于是又回头问张学良道：“小六子，你看呢？”
张学良见父亲双颊深陷，满嘴燎泡，不由心中一酸道：“兵法上云：避其锋芒，以退为进。暂时的退是为了以后的进。我看先退回去也无妨。”
眼见众人多数还是主张退回关外，张作霖沉默不语地拿起自己的旱烟袋，绕着桌子走了几圈，才终于下定决心道：“传我命令，奉军全线撤退！”
做出决定后，张作霖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各种安排，而这时，针对他的暗杀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武藤信义原本计划派人潜入北京暗杀张作霖，但是张作霖的大元帅府戒备森严，周围都是手持真枪实弹的士兵，而且自十二年前的那场刺杀失败后，张作霖就在身边安排了数名武林高手，这种情况下，想取他性命难度太大。
再三研究后，武藤信义决定在张作霖返回东北的途中动手，他下令由河本大作负责这次暗杀行动。
得到命令后，河本大作马上在关东军参谋部里面挑选人员，组成一个特别行动队。他先派恶名昭彰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打探到张作霖的启程时间和列车情况。然后布置大量密探前往山海关，锦州等铁路沿线，侦察张作霖的行进情况，最后选定了皇姑屯南满铁路三洞桥作为行动地点，埋下了两百多公斤的炸药。
河本大作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却不想惊动了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他在察觉到日本人行动有异后，就给张作霖发了一封密电，密电上写道：“老道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加防备，最好乘汽车由旱路返回。”
张作霖接到电报后，也颇为疑虑，对于乘坐什么交通工具颇费了一番脑筋。但是鉴于路途遥远，以及对自身实力的自信，最后，他拿来两个纸条，上面写着“火”和“汽”。随后盲选了写着“火”字的纸条，于是不再迟疑，决定坐火车返奉。
为了保障安全，张作霖针对传言，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他故布疑阵，一再拖延回奉的具体时间。原来宣布6月1曰出京，后又改为2日启程，但2日登上火车的却是张作霖的五夫人。至于张作霖自己，真正的出发日期是6月3日凌晨。
当天晚上，皓月当空，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配短剑，精神抖擞地在月台上和来送行的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各国使馆等中外要人告别。但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的挥手。
火车启动了，吴俊升特意从奉天赶到山海关迎接张作霖。他这一生与张作霖同甘苦共患难，可谓张作霖真正的知己和兄弟。这一次他也已经察觉到此行怕有危险，可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他上车后，与张作霖一阵寒暄，两人一起追忆过去的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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