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对李鸿章这个人做出评价，就要对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刻的理解。
一是李鸿章所处的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他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已经成熟，其专制程度达到极点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他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利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在梁启超看来，评论家动不动便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这是不恰当的，如果拿李鸿章和两汉的霍光、曹操以及明代的张居正相比，和近代欧美、日本那些所谓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相比，那么他的权力与他们迥然不同。
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古代的那些权臣，他们都是独揽大权、控制皇帝、天下惧怕而能动摇江山社稷的人，而李鸿章一直兢兢业业，没有野心，可以说是个纯粹的大臣。
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近代各国的权臣都是雷厉风行、改革政治、遂心应手、不理会责难和猜忌的人物，而李鸿章却是个萎靡不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个平庸的大臣。
即使这样，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环境本来就和那些人有不同的地方。
为了解释这些不同，梁启超曾在《李鸿章传》中特意对比古今，一一分析。
他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中的魁首。那个时候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对于国家来说，大臣是层层选拔上来的人才，那么就像大树一样，树枝太粗了必定会伤到树干，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到了两汉，天下实现了统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已经出现，但根基未固，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外戚掌权的祸乱很严重。
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接踵而起，权势炙手可热，王莽借着这个机会夺取了汉朝江山。这时候的政治还带有贵族政治的特点，如果没有显贵的家世或资历，绝不敢妄想独掌大权。
像范晔在《后汉书》中所说的张奂、皇甫规等人，虽然他们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声望相当之高，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可以当皇帝，却仍然毕恭毕敬地拜倒在汉朝皇帝的脚下，丝毫没有后悔之心，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效果。但在这时候贵族独掌大权的风气还是没有衰绝，不是贵族出身的人不敢有非分的想法。这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
等到董卓出现之后，天下的实力派纷纷起来造反，曹操趁机登上高位，为有功的武人成为权臣开了头。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按照曹操的方法行事的。这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
又比如秦朝的商鞅、西汉的霍光、东汉的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依靠，只靠着自己的才能学问赢得皇帝的信任，担任重要职务，实行自己的抱负和主张，全国上下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权倾一时，几乎有些近代立宪国家首相的意思。这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
权臣里的败类则是些只会巧言令色、讨好皇帝、窃取大权、祸害百姓的人，比如秦代的赵高，东汉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强盗与斗筲之徒，不值得充数。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
以上四种类型，把中国几千年来称得上权臣的人都包括进去了。
简而言之，时代越远，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权臣的数量和实权的消长是和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的，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
孔子考虑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势力的衰弱，希望出现一位能力强的帝王来使天下安定，因此对权臣现象感到深恶痛绝，并建立理论体系和准则，多次强调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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