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借儒家思想的名义强化君权。汉武帝尊崇六艺、罢黜百家，专门靠这种思想来统治天下，皇帝和臣子地位的尊卑越来越明显，天下人这时才开始认为权臣是应被指责的对象。
而后的两千年里，他们都用这种观点作为思想核心来教育民众，宋朝时经过学者的弘扬，这种观点越来越稳固。凡是缙绅等上流人物都刻意检点自己的行为，避免与权臣沾边儿。
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可以消除人心中骄横跋扈的枭雄气概，不做超越儒家忠君思想的事情。像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李鸿章，都受这种观点影响很深。另外，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对国家兴亡的原因、补救危亡的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一代比一代周密，因此贵族独掌大权的例子到汉末已经消失。
刘秀、赵匡胤这些人对待功臣都是给予优厚待遇，解除其兵权；刘邦、朱元璋这些人则是抓功臣的罪状，稍有怀疑，就杀光他们全家。虽然他们对待功臣宽厚和残忍的手段不同，但在消除臣子权力、保证君权强大上是一样的。
到了近代，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对付他们。不论是当了十年宰相，还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只要皇帝的一纸诏书就可以解除他们的官职，被司法部门的小官押着，跟普通的老百姓没什么区别。
因此，在重要高位上善终的没有几个，只能用持盈保泰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声。
难道是这些人的修养和性格比古人好吗？都是被形势逼的。
正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怀有野心的人才会有所顾忌，不敢随心所欲，天下也因为这个而太平多了。而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惕，只希望避嫌，虽然有些大事是应该据理力争、亲自去做的，但也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
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官员都是这个主义的拥护者，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渐渐形成的。
到了清朝，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清王朝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部落，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入主中原。靠着几十万外来人民来驾驭、驱使上亿本地居民，一定会让人产生你我有别的想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云南、福建、广东三藩那时候，任命投降武将为封疆大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势，后来终于竭尽全力平定了他们的势力，形成了中央集权。
因此两百年来，只有满人官员成为权臣，没有汉人官员成为权臣的。像鳌拜、和珅、肃顺、端华这些人，凡是能和从前的权臣相比的，都是满人。
除去开国那一次，每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靠的都是八旗兵，任命亲王贝勒或满人大臣做统帅。
在平常里，无论是内阁还是封疆大吏，汉人都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即使像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在国家重要政策上也插不上嘴。虽然他们的地位很尊崇，声望很高，实际上只不过是弄臣而已，剩下的百官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此，在咸丰朝之前汉人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文武官职。
后来洪秀全、杨秀清起来造反，赛尚阿和琦善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钦差大臣，率领最精锐的八旗兵前往征剿，不断贻误战机，致使洪杨实力壮大。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才知道八旗兵靠不住，才开始委任汉人掌握实权。
因此，金田起义实际上是满汉官员权力消长的开端。等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湖南、湖北起兵，已经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时，朝廷仍然命令官文以大学士身份担任钦差大臣。当时的朝廷虽然不得不靠着汉人，但又怎么可能一下子真心信任汉人呢？
曾国藩、胡林翼用尽全力和官文搞好关系，每当向朝廷汇报请示，总是请官文领衔，每次上报军功，也总是要将头功记在官文头上，捷报须官文认可方才上奏。
这种谦让的风度固然可敬，但这份苦心也着实可悲。从《曾文正公全集》里可以看到，自从打下南京之后，曾国藩每天战战兢兢，如芒在背。就是曾国藩这样精于人情世故的人还要在这方面担心，何况李鸿章的自信还比不上曾国藩呢？
因此，李鸿章的地位比起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明代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那些君主立宪国的大臣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时势的原因。”
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从表面上看，可以称得上位极人臣。但是，清朝从雍正时代以来，政府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军机大臣手里，因此对于国家政治上的正确举措与失误，军机大臣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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