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之后,张作霖手下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先进的部队几乎都被打光,虽然总兵力没有明显减少,但是战斗力却直线下降。而更令他恼火的是,在他的实力受到重创的时候,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实力却达到了鼎盛。
冯玉祥趁着张作霖和郭松龄激战正酣,先后占有了热河、直隶、北京、河南、陕西、甘肃、绥远、察哈尔、天津,兵马达到了四十余万,可以说是“郭松龄倒戈事件”最大的受益者。
张作霖是绿林出身,原本就是有仇必报的性格,对冯玉祥这种背后搞事的行为尤其痛恨,于是在处理完郭松龄的事情之后,他立刻着手策划对付冯玉祥。不过,现在的奉军可不比过去,正处在外忧内患中,京奉、津浦铁路被冯截断,李景林被赶到了山东。与此同时,“五虎将”之一的张宗昌虽然找到了,但是却被直系的靳云给缠住了。所以,奉军现在是举步维艰,一不留神就会走皖系、直系的老路。
而且连年内战,奉军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东北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赤字竟然高达五千万元以上,这几乎是东北一年的财政收入。东三省的官办银号为了弥补开支,就大量地印纸币,榨取百姓的钱来补充开支。原来现大洋100元兑换奉小洋158元,1925年骤降到234元,1926年又降到270元。可谓闻所未闻。
鉴于这些情况,王永江等人坚决反对再起战事。
王永江说:“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且足以贻笑列国。虽拥全胜,亦不过取列强一嗤,不足以称豪一时,反足以遗祸于国家矣!当极力缩减军费,共图文化,当使奉省成庄严灿烂之省,不当使奉省成焦头烂额之奉省,即大有造福于桑梓也!”
随后,王永江给张作霖提了四点建议:
一、停止内战,裁减军备,压缩军费,整顿经济,兴办实业,恢复民力;
二、兴办交通银行,自建铁路,发展生产;
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力图自强;
四、缩减军费,军工厂减产。
不得不说王永江确实高瞻远瞩,但是张作霖复仇心切,根本不听他的意见,王永江最终只能黯然离职。为了解决自己的劣势,张作霖决定寻找援军,而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正是之前的对手“吴秀才”吴佩孚。
要说对冯玉祥的恨意,吴佩孚与张作霖相比,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遥想当年,他被称为“战神”,那是何等的风光,可是,在距离实现人生理想只有一步之遥时,却被冯玉祥这个曾经的部下在背后捅了一刀,以至功败垂成。
在他看来,自己和张作霖虽然斗来斗去,那也是光明磊落的公平较量,但是冯玉祥却“吃里扒外”,不可饶恕。
所以,当他接到张作霖的合作通电后,很快就同意了,并且立刻回电,发自肺腑地说:“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
就这样,张作霖和吴佩孚一笑泯恩仇,成了同盟。
有人要问了,这两个人曾经斗得你死我活,怎么能握手言和呢?这是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民国军阀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他们的聚散离合,完全是以个人私利为前提的,对自己有利时,可以和昔日的敌人联合为友;对自己不利时,又可以和过去的朋友反目成仇。
现在,冯玉祥就成了张作霖和吴佩孚缔结友谊的契机。而他们如此顺利结盟的原因,除了都吃过冯玉祥的亏外,还因为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犹如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张作霖、吴佩孚深感不安。加上其他反华势力,诸如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略者便暗中策动,张作霖和吴佩孚便成了“反共反赤”的中坚力量,而冯玉祥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部队中吸纳了很多苏联顾问,包括步骑炮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分在他的各种训练班中任教,因此被人们称为“赤化”将军,而他的国民军也被视为“赤化”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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