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5月份，又爆发了英国和俄国的争端，即芦汉铁路和牛庄铁路事件。起初大理寺少卿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和比利时某公司订立了借款合同，约定1月份的时候交付第一笔借款。但是，在德国占领胶州后，该公司忽然违反条约，称如果不更改条约，就不能提供借款。
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商量后，又另外签订了一份新条约，在这份新签订的条约中，比利时公司只不过是傀儡，幕后的实权都掌握在华俄银行手里，华俄银行实际上就是俄国政府的银行。
因为这个条约的缘故，黄河以北的土地将全部受俄国政府控制，而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将以圣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
英国人对这一结果非常嫉妒，便提议由英国人承办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准备以此来横断俄国的铁路线。
俄国公使到了总理衙门为这个问题大吵大闹。英俄两国几乎要开战，形势紧迫到箭不容发，而且他们都把中国政府作为发泄对象。各种各样的难题都落在几个外交官身上。
当时光绪皇帝刚刚亲政，百废待兴，很痛恨李鸿章联俄误国的行为，于是在7月24日下诏解除了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职务，平息了外交风波，李鸿章的外交官生涯也就此终结。
回顾李鸿章的外交官生涯，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中肯地说：“西方人评论李鸿章是有大手段的外交家，也有人评论说李鸿章只是个惯用狡狯小伎俩的外交家。
外交手段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的品德恶劣。各国并立，每天都在进行着竞争，在面临国家存亡的问题上，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因此，西方哲人常说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
看一下各国那些所谓的大外交家，哪个不是靠着狡狯的手段而得名的？不过，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上就要排在后面了。
李鸿章的外交手段主要就是联合某国家来制衡另一国，而他所谓的联合又不是平时的联盟，只不过是临时唆使而已，把一种战国时策士的思想作为他的指导。
比如他在法国越南事件中想要教唆英国、德国来压制法国；在中日战争中，想要教唆俄国、英国来压制日本；在胶州事件中，又想要教唆俄国、英国、法国来压制德国。最后没有一个达到目的的，而往往却因为这样做，失去得更多。
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的事情，都不能不说是这个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天下没有光靠别人就可以生存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家也都热衷于和别的国家联盟，但他们都有可以自立的办法，然后可以压制他人而不受制于人。而今天的中国动不动就说联合某国联合某国，先不说人家和不和我们联合，即使和我们联合，也只不过是做人家的奴隶，受他国鱼肉而已，李鸿章难道不知道这点吗？我想他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没有其他办法来替代而已。
总之，内政不加强，外交就没办法维持。以今日中国的国力，就算是才干比李鸿章多出十倍的人，他的对外策略也只能是隐忍、迁就，这是我替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不过，我没见李鸿章在其他事件中运用他的手段，唯独《中俄密约》是他对日本运用手段所造成的结果。用这样的手段，制造出后来各种各样的困境，自作自受，我又何必替他悲哀呢？
需要说明的是，胶州事件之后的诸多事件责任不只在李鸿章一个人，恭亲王、张荫桓也都是总理衙门的重要人物，他们需要和李鸿章共同承担责任，各位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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