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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引论_(奥)弗洛伊德著;徐胤译(第二讲 失误行为 Ⅰ) 第(4/6)页

1895年,语文学家梅林尔(Meringer)和心理学家马耶尔(Mayer)试着从这个角度解读口误问题。他们收集了许多例子,并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它们加以论述。这虽然得不出结论,但至少能将我们引向结论。他们将口误造成的言语错乱分为五类:调换、抢话、延时、混合和替换。现在,且让我就这几类现象逐一举例。比如有人想说“米洛的维纳斯”,实际上却说成“维纳斯的米洛”,这就是调换;再举一个抢话的例子。我难(Schwest)……我心里(Brust)可难受(Schwer)了;延时的著名例子,是一段不幸的祝酒词:我请诸位,一起为老板的健康打嗝!(IchfordereSieauf, aufdasWohlunseresChefsaufzusto?en.干杯为anzusto?en)这三种情况并不常见,更常见的是混合的例子,比如有位男士在街上对一位女士说:“亲爱的女士,要是您不介意,就让我陪辱(beglei-digen)您一程。”显然,这位男士不止企图陪这位女士一程,还打算羞辱她一番。(顺便说一句,这个年轻人追求这位女士估计是没戏了!)对于替换这种情况,梅林尔和马耶尔给出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说,我把标本放进了信箱(Briefkasten)里——他本该用孵化箱(Brütkasten)之类的词。

不过,两位专家的解释不太令人信服。他们认为,每个词语的发音和音节具有不同的价值,价值高的元素会对价值低的元素造成刺激和影响。显然,这一结论是在研究抢话和延时这两种不太常见的现象的基础上得出的;就算某些音节受偏爱的现象的确存在,也无法从其他几种口误行为中观察到。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出现口误时,总会用一个相似的词取代正确的词,许多人认为这种相似性是口误最好的解释。比如,一位教授曾在就职演讲中说道:“我不愿意(geneigt)——其实他想说的是‘我不适合’(geeignet)——评价前任的成就。”还有一位教授曾说:“对于女性的性器官,虽然有过许多**(Versuchungen)……对不起,我是说尝试(Versuche)……”

最常见也最明显的口误还数将原意说反。这显然不是发音类似或者音节相同引起的,更多因为两种矛盾的概念之间存在心理关联。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我国议会的一位议长在一次会议开幕时曾说,“先生们,我已经点清了到会人数,现在宣布会议正式结束。”

一些不当的联想也可能会起到词不达意的效果。据说,为庆祝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和大发明家、工业巨头维尔纳·冯·西门子()的一对子女联姻,著名生理学家杜博伊斯·雷蒙(DuBois-Reymond)应邀在聚会上致贺词。他的祝酒辞不可谓不精彩,最后他说:“愿西门子和哈尔斯克(Halske)公司事业兴隆!”可后者是西门子公司的旧称,身为柏林人的雷蒙一定是把这个名字记得太牢了,就像每个维也纳人都知道利德尔和博伊特公司(RiedelundBeutel)一样。

所以,除了发音和音节相似,我们必须再加上词组联想可能造成的影响,但这依然不够。在一些情况下,必须了解了口误者之前的所言所想,才能解释他们的口误行为。这其实也是梅林尔所说的延时现象,只不过两者时隔更远而已。不得不说,这番话说下来,我们离认清失误行为的真相已经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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