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连娜的魅力全在于她坚定的行动。她像一支羽箭一般，从我们面前敏捷、迅速地掠过，飞向她神秘的终点。正如我们所说，她对一个梦想从土耳其的残暴统治中解放出祖国的保加利亚爱国青年深表同情，并从中找到了机遇；带着一种冷静的热情，她将自己投入他的爱情与事业之中，而这一切在屠格涅夫先生的笔下都充满了诗意。叶连娜最好地代表了屠格涅夫先生对“与众不同”的女青年的喜好。无疑，在许多闲适的社交圈里，她会被当作一个怪人。确实，她的外表有着令人着迷的怪异，并且我们也模糊地感到，作者在描写她的时候也带着一种为之倾倒的期望，就好像一位旅行归来的朋友向我们展示他越洋带来的一种羽毛奇异的鸟，而他自己也从未听过这鸟的鸣叫声。要欣赏叶连娜身上的怪异，你必须了解她身边的人都是多么的正统。在小说的中心部分，故事情节就逐渐消失，变成无尽的讽刺，似乎作者想要证明，和叶连娜与英沙罗夫那极度的严肃性相比，其余的一切都只是游戏人生。我们在一种讽刺的氛围中翻阅那些次要的部分：有时是善意的，比如写到别尔森涅夫和舒宾的地方；有时又具有无情的滑稽感，比如写到叶连娜愚昧的父母和他们呆笨的样子时——就好像两只聒噪的家禽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孵育一只雏鹰一样。整篇小说都蕴含着深意，要把它详尽地说清楚，就好像从一条精美的挂毯里抽出丝线那样复杂而困难。例如，卓娅小姐是个怎样的人物呢？一位娇小的德国女伴[9]，但却十分诙谐地从侧面映照了叶连娜强烈的个性——卓娅小姐，她有着漂亮的肩膀，她一出现就伴着那普普通通的衣裙娑娑声，也许，还有那淡淡的香水味。在屠格涅夫先生的创作中，最为精彩的就是对别尔森涅夫和舒宾两人与叶连娜关系的描写。当他们看着两人同样爱着的女人用比他们都更迅速的步伐从眼前一掠而过时，这二人在栩栩如生的真实性中也有了象征意义。青年雕塑家舒宾有着他的情绪与思想、欢喜和忧郁，他喋喋不休，举止唐突，这一形象深刻且精巧地表现了艺术家的性情。然而，他终究能够切中务实这一要害，通过确切的力所能及的行动解决了生活中的问题。别尔森涅夫虽然不那么耽于幻想，但本质上却可能是一个更富诗意的角色。他注定是行动上的弱者，这倒不是因为他思虑过度，而是由于他在思想和智识上十分平庸，并且又固执己见。在他的过往中，有些事情甚至比叶连娜和英沙罗夫的经历更感人。后两者和舒宾一样，都有聊以**的东西。如果说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痛苦，那他们同样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狂喜。他们站在热情所敞开的大门前，有时候可以忘记一切。但可怜的别尔森涅夫无论走到哪儿，都能遇到良知竖起指头对他说，虽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明智的人从不丧失理性，聪慧的人也不会为情绪左右的。他甚至不会通过抱怨命运而获得满足。他完全不确定自己的命运，而当他发现自己的爱情落空时，他便把这种爱情转换成友情，并且带着一种耐心的热忱，几乎能够让自己都相信这样做并不是一种放弃，而是圆满的成功。别尔森涅夫、舒宾、卓娅，以及乌瓦尔·伊凡诺维奇，这个穷困的家族朋友，带着引而不发的想法，温和而深刻，还有那个浮夸且自私自利的父亲，虚弱而自私自利的母亲——这些人彻底地为小说核心夫妇周围的小世界注入了生机。而如果想知道我们如何从这六个人物身上感到了世界的存在和它的复杂性，就需要认识到作者在选择人物类型方面的大智慧。
我们在谈论《贵族之家》（据我们所知，英译本用的是更简洁的书名《丽莎》）的时候，应该假定它比《叶连娜》出版得要早。《贵族之家》始于1858年，而《叶连娜》则是1859年。小说的主题是关于一桩不幸的婚姻和一段不幸的恋爱。费尔多·伊万诺维奇·拉夫列茨基娶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但在自认为十分美满的三年过后，他发现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欺骗。他离开妻子，从巴黎——在那里他幡然醒悟——回到了俄国，在他继承的庄园里隐居了一段时间。在这里，当他的伤口逐渐平复，人在盛年的健康与力量又重新回来的时候，他邂逅了一位年轻的女子，并最终用一颗渴望摆脱苦涩的柔软之心，以加倍的热情爱上了她。他收到妻子的死讯，立即大胆地向年轻女子表达了爱意。那位年轻女子倾听着，回应着，他们快乐了短短几天。然而正如报纸上说的，关于拉夫列茨基夫人死讯的报道是个草率的错误，夫人突然重新出现，她提醒丈夫记得与自己的婚姻关系，并且几乎把叫丽莎的年轻女子判罪。自然无疑地，这个故事令人同情的地方在于它发生在一个尚不具备现代离婚机制的国家。丽莎和拉夫列茨基当然必须分开。拉夫列茨基夫人健康地活着。丽莎去了修道院，而她的爱人被夺去了幸福，决心至少去尝试做个有用的人。他耕作自己的土地，指导农奴。几年后，他走进她的修道院，当她在栅栏后面经过向教堂走去的时候，他看到了她。她知道他的出现，但她甚至没有看过去，只有她垂下的眼皮不停地抖动，才出卖了她的感受。“他们都想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作者问道，“谁能知晓，谁能说清呢？生活中有一些时刻，有一些感受，是我们只可匆匆投过一瞥却不能停留的。”带着这个未解的问题，小说走向了独特的尾声。丈夫、妻子、情人——妻子、丈夫，以及他爱的女人——这是现代小说极为常见的组合，但屠格涅夫先生的写作使这一老生常谈重获了青春。如果我们要加以区分的话，他发现这个故事的道德吸引力比情感上的吸引力更为深刻：似乎对他来说，一对恋人接受不幸的命运要比一对恋人紧紧抓住幸福更富有内涵。正如我们可以随意总结出的那样，他小说中的道德意味在于，对幸福的构想是徒劳的，我们只能接受我们能得到的东西，而逆境就是磨坊下面的水流，我们的智慧就在于必须去顺应它而动，让它来碾碎我们的谷物。在拉夫列茨基的过往经历中肯定有非常精妙的东西，屠格涅夫先生从一个关系到各种不洁行为的故事中提取出了主题，并使它充满了可爱和纯洁的气息。实际上，这种纯洁性只是从丽莎维塔·米哈伊诺夫娜这个人物身上散发且弥漫出来的。屠格涅夫先生的美国读者沉浸在美国与俄国生活的几个相似之处中无法自拔。这种相似基本上是表面化的，不过似乎对我们来说，如果认为由丽莎、达吉亚娜、玛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所代表的俄国青年女子微微带着些辛辣的新英格兰气质——一种清教徒式的固执——那么这种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作者的小说中，往往是妇女和年轻女子代表着意志力——去反抗、等待、实现抱负的力量。丽莎代表了所有那些英雄式的热情，这在屠格涅夫先生的想象中比那种小猫一样轻巧娇媚的个性要有内涵得多。在同一部小说中那些因为轻巧娇媚著称的人物——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拉夫列茨基那个无情的妻子——同时也显而易见地缺乏德性。在丽莎、叶连娜，甚至是更为模糊隐蔽的玛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的正直品格中——它似乎是从男子气概的荣誉中提取出的一种更为美好的精华——存在着一种几乎是令人敬畏的东西：就连最强大的男人也没有她们如此有力。在小说最令人悲伤的地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小说中最讨人欢喜的老姑娘）走进丽莎的房间，来到她面前，哀求她放弃去修道院的计划，我们感到这个年轻姑娘的恭顺与甜美之下有着不可战胜的深沉意志。她无比地虔诚于宗教，从她的心理状态来说这也理所当然，并且没有什么比了解她的宗教生活是多么自然更能让我们不再把她和一个传奇小说里的普通天真少女[10]联系在一起。她对拉夫列茨基的爱在本质上是一种半克己的**。她第一次利用他的爱所给予她的影响力就是试图让他和妻子和好，而当她得知后者并没有像他们相信的那样已经死去的时候，她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亵渎。在她那柔软、贞洁的心灵上产生了黑暗、罕有的罪恶感，我们似乎不恰当地称赞这种组合是奇异有趣的，但如果把它称作是富有教诲性的则就更离谱了。丽莎总的来说是一个出色的人物肖像，并且同为女性的读者们在审视这一形象的时候应该带着一些自得之情。人们知道她们一方面抱怨传奇小说家们滥用女性人物，另一方面也抱怨他们对待女性人物有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屈尊俯就的态度。而丽莎这一形象是用一个爱人所有的温情来描绘的，但同时这温情之外还有着一种无以言表的——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尊重。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的作者一如既往地不对情节加以评论，诗人从不加入合唱队[11]，小说的情形就说明了自身。当拉夫列茨基在法国报纸上读到了妻子的死讯时，小说没有描述他的感想，也没有表现他的心理状态。那生动鲜活的叙述是如此有效地让我们与他产生了共鸣。他入睡前躺在**阅读，拿起报纸并发现了那个重大消息。他“披上衣服”，作者简简单单地说道：“出门走进花园，在小径上来回踱步，直到天明。”带着一种蔓延全身的激动之情，我们合上书本，暂停片刻。然而关于屠格涅夫先生擅于在普通的形式中注入丰富内涵的天赋，他所塑造的那个忧郁的德国音乐大师戈特里布·伦蒙就可谓是一个出色的例证。从来没有什么朴素的真实能比它更富有诗意，也没有什么诗意能比它更真切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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