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贝赞特的演讲在肯定小说艺术地位的同时，也以一个成熟作家的身份向青年写作者提出了建议。他关于小说的看法在欧美大讨论的背景下引起了一些舆论反响，其中就包括詹姆斯同年9月首发于《朗曼杂志》（Longman’sMagazine）的《小说的艺术》，也正是这篇文章让詹姆斯在关于小说的大讨论中处在了中心的位置。前面已经提到，詹姆斯在文中赞同贝赞特认为小说是一种出类拔萃的艺术形式这一观点，并且同样将小说与绘画等艺术形式进行类比。所不同的是，贝赞特关注的主要是外在法则的类同性，认为“小说的法则应该可以被制定和教授，使它像绘画的协调、透视和比例法则一样精确严谨”。而詹姆斯将小说与绘画进行类比的重点在于指出小说在使命上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都是去表现生活（competewithlife）。虽然通篇带着谦卑的语气，詹姆斯还是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贝赞特错在太过确定地说出小说应该如何。在为小说初学者提出具体的建议时，贝赞特陷入了机械的教条，而在主张小说必须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时，他的表述又过于模糊。事实上，詹姆斯是借由对贝赞特的批评发表自己关于小说的核心观念，即小说是一种既严肃又自由的文学形式。
所谓自由，首先就是小说拒绝外在规范的制定，无论是清晰的轮廓，精细的技巧，还是大团圆结局，都不该成为衡量小说优劣的标准。其次，小说拒绝细化的边界限定。在这一问题上，詹姆斯表露出了他对法国文学观念的吸收：虽然法国小说理论相当完备，但法国人只给了小说一个名字，而不再进行体裁内部的细分。也就是说，詹姆斯认为小说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任何针对文类、体裁和主题的划分都不是掌握小说艺术的途径。最后，詹姆斯将有机体的概念也应用到了作家身上。当贝赞特主张小说必须有道德意识的时候，詹姆斯则指出小说的道德立场在于作家本身的思想性。学者罗伯·戴维森认为，詹姆斯的这一立场表明他受到了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影响，通过后者，詹姆斯认识到了英国批评界流行的风气，即机械地用外在和形式主义的标准去衡量文学作品。对此，詹姆斯和阿诺德一样借用法国批评思想加以匡正，即作家、批评家和读者都应该发展出自己完整的道德意识，并且追求思想。继而，詹姆斯进一步指出，文学批评应该彻底地拒绝任何预先的评判，应该完全地尊重艺术家，允许他们有选择的自由。这是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表达出的最具颠覆性的一个观点，它后来在《小说的未来》中再次出现。
前面已经提到，贝赞特在演讲中对小说写作者列出了诸种教条，其中颇具争议性的一个就是小说家永远不应该超越自己的经验。对此，詹姆斯通过重新定义“经验”的方式做出了批判：
经验是无穷的，并且永无止境；它是广大的情感，是一种由最精细的丝线织成的巨大蛛网，悬挂在意识的洞穴中，捕捉飘浮到网内的空中微粒。这就是头脑运作的氛围，而当这头脑富有想象力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有天赋之人的头脑，这想象力就要丰富得多——它就会给自己带来生活中最细微的线索，把空气中每一次震动都变成启示。
在这个著名的定义中，经验不再囿于作家具体的行为和所见所闻，而是扩展到想象力得以运作的整个范畴之内。因此，一位英国小说家才能够借助在巴黎上楼梯时偶然的一瞥而写作出关于法国新教青年的杰作。
如果说《小说的艺术》是詹姆斯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那么詹姆斯对具体作家的评论则体现了其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本书所选的四篇作家论中，写伊凡·屠格涅夫和夏尔·波德莱尔的两篇文章写于《小说的艺术》诞生之前，而另两篇文章写于之后。在对屠格涅夫的评论中，詹姆斯实际上已经表达了关于小说和小说家作为有机体的思想。他盛赞屠格涅夫是一位将形式与道德（尤其体现为屠格涅夫对人的悲悯）完美结合的作家。虽然他的作品有着精致的外在形式，但詹姆斯提醒人们不要随意对其进行探究，因为“关于一位诗人或小说家的重要问题是他对生活有何感想？归根结底，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在此，我们已然看到了詹姆斯后来在《小说的艺术》中所强调的道德立场问题。
在写奥德雷·德·巴尔扎克和古斯塔夫·福楼拜的这两篇文章中，詹姆斯都强调了想象力之于小说家的重要作用。例如巴尔扎克立志写下半个世纪以来法兰西的一切，在这一宏伟的志向下，他的一生几乎都成为一场苦役。如果根据贝赞特小说家不能超越自己的经验这一论断，那么巴尔扎克就必须拥有丰富、完整的生活经验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然而詹姆斯指出，巴尔扎克“不生活——除了在想象中生活，或者靠想象之外的其他帮助而生活；他的想象就是他的全部经验；他实在没有时间给真实的东西。这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或许是简单，但却意涵丰富的事实：他单靠想象力完成了创作，靠想象力制定了计划，并且靠想象力将其贯彻实施”。巴尔扎克要表现鲜活的现实，要使小说具有恢宏的历史性，但他对现实的把握靠的是想象，而他的伟大之处就体现在没有人像他那样使人造的东西和真实如此相似。显然，詹姆斯借由对巴尔扎克的评论重述了《小说的艺术》中对经验的重新定义。同样，福楼拜也离群索居，虽然具有即刻交际的能力，但本质上他“惧怕生活”，在塞纳河边的房子里拒绝外界的打扰。虽然詹姆斯对福楼拜题材不够广阔的特征颇有微词，但他也同样承认福楼拜想象力的丰富与出色。并且和屠格涅夫一样，福楼拜也是一位完美结合了风格、趣味与美的作家，这一点亦深受詹姆斯的赞赏。
简言之，通过本书所选的詹姆斯小说论与作家论的诸篇文章，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詹姆斯文学批评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除此之外，詹姆斯本身作为杰出的作家，更能够从创作者的视角窥探这些文学大家的精神世界。尤其是他对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评论中饱含着一种作家独有的理解与同情。例如他形容巴尔扎克和他那伟大的写作意图的关系就仿佛是与一只野兽的肉搏，而即便“我们在反映着这场斗争的长廊里所看到的不是那受害者的战败，而是他令人钦佩的抵抗，我们仍然不会忘记这位战士和他的命运被关在了一起。他是把自己给锁进去的——无疑这是他自己的过错——并且把钥匙丢了出去”。再比如詹姆斯描写福楼拜在寓所与作家文人交往的细节仿佛能够把读者带回到当时法国文人社交圈子的现场。而他对屠格涅夫的评论虽然失之于缺乏对俄国政治历史背景的参照，但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屠格涅夫在悲悯之下潜藏着的对人性的兴趣：“很少有作家不被由于精神缺陷而导致的古怪和异常所吸引，但吸引屠格涅夫先生的还不止于此——还有那仿佛是透过一块破碎的窗玻璃去观察人性构造的机会。”这类精准绝妙的句子在詹姆斯的批评作品中时有出现，它们就好像由詹姆斯那些结构复杂的长句子所构成的迷雾森林里透过的阳光，为我们在森林里的穿行增添了信心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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