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一朝十七年，总共使用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史称“崇祯五十相”，就是崇祯皇帝有五十位宰相还亡了国，讥讽的味道很重。
周延儒在崇祯三年九月，曾经出任过一次内阁首辅，当时，朝廷内党争剧烈，基本没有是非善恶的底线，衡量国家事务与用人的标准大体上以是不是自己人为准绳。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他的家人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以至于他家的祖坟都被人在夜里掘毁，宅院也被人纵火烧掉。在朝中为首相的周延儒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口碑很糟。三年后，他在一场分辨不出是非善恶的官场倾轧中被罢官还乡。
八年后，崇祯十四年二月，国家局势一天比一天糟。一批东林党和复社的人投资几万两白银为周延儒活动，终于使崇祯皇帝想起了他的若干好处，于是召他回京，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此次受召的有三个人，其他两人，一个坚辞不就，另一个到京后立即告病回乡，只有周延儒喜气洋洋地前来上任。据说，他的儿子告诉父亲，自己夜里梦见去世的母亲披头散发地抱着自己哭泣，极力劝阻父亲，不要复出。周延儒表示，此次复出，自己将要竭尽全力做好事，以报效皇帝，并且报答那些寄希望于自己的人们。
周延儒复出后，的确做了不少善事，譬如减免各地历年积欠的赋税，为一些冤案平反昭雪，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等等，史称“都人大悦”。这些是导致后人为他名列《明史·奸臣传》抱不平的主要原因，却也为他后来遭祸，埋下了伏笔。帝国官场之乖戾吊诡实在令人一言难尽。
崇祯十五年元旦，文武百官朝贺完毕，崇祯皇帝请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崇祯向周延儒深鞠一躬，说：“我以天下拜托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在大明帝国，这是臣子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崇高礼遇。可见，崇祯皇帝对周延儒的期待有多么殷切。
然而，此时的帝国官场早就不是周延儒第一次当首辅时的模样了。现在，官员们不但以是不是自己人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而且一出手就要力图置异己于死地。周延儒在得到一批人拥护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憎恨。譬如，锦衣卫首领骆养性便是最可怕的一位。原因很简单：周延儒奏请皇帝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使这些大小特务的权限大受限制，他们无法不恨得牙根痒痒。
不久，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大清议和不成，导致清军再一次大规模进犯。一位名叫熊开元的官员当着皇帝的面，指责首辅和督抚大员们在清军入犯的问题上负有罪责。皇帝命令熊开元写一份奏疏。结果，熊开元的奏疏写得不痛不痒。当时，清军尚未退去，皇帝正为此焦头烂额，看到奏疏后极为恼火，下令锦衣卫逮捕熊开元。偏偏这熊开元是锦衣卫最高首长骆养性的同乡，骆养性遂借审讯熊开元的机会，把周延儒的隐私一一揭发出来。就此，周延儒在皇帝的心目中变成了一副怪怪的模样。
转年，即崇祯十六年三月，正是万物复苏水草丰美的时节。第五次打进关内的清军，创造了一天之内连破二十六座城池的纪录，并且就在山东莒州地区驻扎牧马。崇祯皇帝忍无可忍，他把周延儒等人招来，宣布自己要御驾亲征。周延儒慌忙劝阻，并表示自己愿意代替皇帝亲征。皇帝冷笑一声，说：“我刚算过一卦，此刻正是出师的良机。先生要是真的愿意去，就立刻出发。出宫门以后就往东走，一定不要向西转。”
周延儒的家在宫门西边，他离开皇宫后，连家也没敢回就亲征去了。
当时，共有四路地方部队赶到了北京，周延儒带着他们驻在通州。史书记载说，他们每天互相宴请，没有和清军打过一仗，却每天早晚各向皇帝报捷一次，并为“立功”将士请求封赏。一个月后，清军主动退出关外，周延儒胜利回京。据说，崇祯皇帝拉着他的手慰劳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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