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合上读了一半的书，冷淡地问道。自不必说，这人唐突的来访，使我既感意外，又心生不悦。而且，别墅守门人对有客来访不闻不问，也令我纳闷。但我冷淡的态度并未使这人退缩，他再次俯身到地，依然用朗读般的语调说：
“是我说得不周全，我名叫中村玄道，每天都去聆听先生的讲演。当然，听讲者人数众多，先生不会记得我。还希望以此为机缘，今后能够得到先生的指点。”
到了此时，我感觉终于明白了这人的来意。可是，夜间观书的雅兴被破坏，终究还是令人不快的事。
“那么，您是对我的演讲有什么质疑吗？”
我如此问道，心里悄悄地准备了一句得体的推托言语，“若有质疑，留待明天演讲场上，我再向您请教吧”。可是对方的神色依然丝毫不动，目光静静地落在裙裤的膝盖上，说道：
“不，我并无质疑。不过，我想就我自身行为的善恶，听一听先生的意见。大约二十年前，我遭遇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结果，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了判断。我想，若能听到像先生这样的伦理学大家的意见，我自然而然便会明白起来。所以，今晚不揣冒昧，前来造访。虽然我的故事很无趣，但希望您能拨冗一听，可以吗？”
我踌躇着没有回答。从专业上说，我的确是个伦理学家，但遗憾的是，我的头脑欠缺机变，无法运用专业知识灵活地解决眼下的实际问题，这一点上我没法自鸣得意。对方似乎迅速察觉到了我的犹豫，目光从膝盖上移开，抬眼看着我的脸色，半是恳求似的小心翼翼，声音比先前自然了些，恭敬地继续说道：
“当然，我并不是非要先生作出是非对错的判断。只不过，直到现在这个年纪，这一问题始终烦扰着我，若是先生能够听听我的苦楚，我的心会得到些安慰。”
他这么一说，即便从情理上，我也不能不听这个陌生男人的故事。但同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和模糊的责任感，沉甸甸地压到了我的心上。为了拂去这股不安，我故意做出轻松的样子，请对方近前，坐到光亮朦胧的煤油灯对面。
“那么，我便听听您的故事吧。只不过，虽然听了您的故事，能否给出值得参考的意见，我却并不清楚。”
“哪里，只要先生肯听我的故事，我已经大喜过望了。”
这位自称中村玄道的人，用缺了一根手指的手拿起席上的扇子，不时地悄悄抬起眼，与其说是看我，莫如说是窥探一下壁龛上的杨柳观音，依然用平板阴郁的语调，时断时续地讲述起来。
那是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的事。您知道，明治二十四年正是浓尾大地震的那一年，那之后大垣镇便截然换了模样。当时镇上有两所小学，一所是原藩主所建，一所是镇上建的，我在藩主建的K小学供职。两三年前，我从岐阜县师范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来又一直受到校长格外器重，由于这些原因，我虽然年纪轻轻，却得以领到每月十五元的优等薪水。若是今天，月薪十五元并不够糊口，但二十年前，这虽不能说多么丰厚，却足以衣食无忧。所以，在同僚之中，我算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我家中别无亲人，只有一个妻子，刚新婚两年。妻子是校长的远房亲戚，从小与父母分别，嫁给我之前，校长夫妇一直像对女儿般地照料她。妻子名叫小夜，性格嘛——由我来说或许不太合适，她非常温顺、腼腆，甚至有些过于沉默，闷闷地不起眼儿。不过，这倒是很适合我，我们虽然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赏心乐事，却也能安安稳稳地度日。
再说那场大地震——我忘不了，那是十月二十八日，大概早上七点钟吧。我在井边刷牙，妻子在厨房里把饭从锅里盛出来。就在这时，房子倒了。那只是一两分钟的事，狂风般的巨大鸣声袭来，房子立刻嘎吱嘎吱地倾斜，之后就只看到瓦片乱飞。眨眼间，我被掉落下来的房檐压在下面，我拼命挣扎，巨大的震动波不知从何处涌来，将我摇来晃去。我好不容易从房檐下爬到了飞扬的尘土中，爬出来一看，眼前正是我家的房顶，瓦间生长的青草已经完全在地上压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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