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时代女作家或风花雪月的吟咏，或清丽脱俗的游离，或旗帜鲜明的革命，或高亢理想的激进不同，她的文章都是身边事，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这个聪明外露的女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洞察力，人生是多么实际，浪漫和美丽不是没有，只是掺杂在世俗、辛劳和众多小龌龊里，并不显得那样美好。
所以，她总说大实话。比如，“我爱钱，因为钱可以得到一切，这是最高的目标。其次呢，是用权力来攫钱最便当”；又像“西施是经过吴王夫差的宠爱才成名的，不然只凭她一个老死苎萝村的乡下女人，还配这许多历代诗人替她歌颂吟咏吗”。
放在现在，挺像生活在你我身边的闺蜜，不矫情不虚伪，带着点小女人锱铢必较的现实，却总能坦率地说真话。
如果张爱玲是从云端冷眼俯视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她就是热热闹闹地活在当下，参与着身边人的喜怒哀乐，她们像两个刚好互补的极端，留存着彼此欣赏、温暖却不干扰的恰当距离。
作为母亲，她有四个孩子要养，早已被生活淬炼得现实而泼辣。
她单枪匹马经营《天地》杂志，创刊号竟然一炮而红，她便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新年还推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她还别出心裁地举办“命题征文”，花样不断翻新。
为挣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自己的小说《结婚十年》跑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聋哑作家周楞伽写文章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作诗打趣：“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
从此，她得了个“犹太作家”的诨号。
不过，她可不是娇滴滴的弱女子，立即寸土不让，反唇相讥，斥责周楞伽多管闲事：“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这场笔墨官司俗到攻击生理缺陷，简直与骂街无二了。
她却说：“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清醒的张爱玲早已看出端倪，说她不过是“伟大的单纯”。
对于自己接受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出版《天地》月刊、出席亲日活动，她回答得很坦率：
“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我那是适逢其时，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沦陷区的人民也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心中并不觉愧怍。”
这些泼辣迟早要付出代价，人人都知道，苏青这个女人太厉害，觉悟太低。
可惜，她写了一生家长里短的世故，却依旧是个单纯的女子，大家族生存的不易也没有把她训练得八面玲珑，她似乎始终没有参透，所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情比金坚、和谐美满的背后，都充满了表演成分，在人生舞台上活得滋润的人，演技都不差。
她用她俗世的单纯与坦白和不真诚的年代死磕，最后玉石俱焚。
冷静而善于自保的张爱玲成了永恒，与老上海一起，她被永远定格在“粉丝”的怀念中，纵使后来在美国晚景凄凉，至少她没有受过苏青的那份罪，这是张爱玲的福气。
为了孩子，苏青没有走，她改穿了女式人民装，可那一身的民国气质却走进不了新时代。
她不是没有梅开二度的机会，曾经，她结识过一位颇有身家地位的对象，可是，当她与新男友吃饭时，几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她伤感极了，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便坚持独身，恪尽为人母的责任。
特殊年代岂能放过她这个写惯了青衫红粉的女作家，她家被抄，人被斗，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窘迫。1975年，她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着：
原工资61.7元，按七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她原本住在市区的瑞金路，与邻居们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无奈之下，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
晚年，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相依为命，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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