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头。诸亲六眷都来问候。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到中秋以后，医家都不下药了。把管庄的家人都从乡里叫了上来。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节选自《儒林外史》，有删改）
我看到这一段描写不禁思考：严监生真的是嫌两茎灯草太费油吗？还是因为严监生恰好在挑掉一茎灯草的时候死了呢？像严监生这样垂死的人，肢体动作恐怕未必能够表达真实想法。
于是我多方询问，还跟老师请教过，才知道严监生确实是嫌灯草费油。因为读书首先要联系上下文，严监生的吝啬是贯穿始终的，所以临死前的举动也是吝啬的表现；其次，《儒林外史》是小说，小说是虚构写作，严监生这个人以及他所有的举动都是作者吴敬梓设定的，自然，吴敬梓对严监生的心理活动拥有全部的解释权。
不仅如此，我还把《儒林外史》与《欧也妮·葛朗台》对照阅读，因为严监生和老葛朗台都是典型的吝啬鬼形象，对比阅读可以看出东西方作家对吝啬鬼的刻画各有千秋。我就此迷上了巴尔扎克，一口气读了巴尔扎克的许多书籍，连带着延伸到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帕尔马修道院》，这些都成了我常读的好书。
正是在不断地阅读与对照、质疑与求证中，我的思考能力得到了长足的提升，对各种信息的甄别能力不断增强。
第二个解决方法就是多走一些地方，眼见为实。就在今年（2020年），有一位从小在天津长大的同事询问我外省的治安情况，我发现他竟然认为中国大部分地方都是不安全的，甚至因此不敢申请出差。这件事充分说明，仅靠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是无法真正了解一个庞大的国家的。我小时候就有旅行的习惯，成年后更是经常独自外出，走遍江南塞北，既接触过财富涌动的创投圈，也去过大山村落居住、考察。我发现，有钱人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奢华，拮据家庭的生活也别有一番滋味。互联网上的许多文章不过是耸人听闻，许多由地域和阶层而引起的偏见也在实地考察中消失于无形。因此，多走走多看看，是增强辨别能力、培养完整三观的重要举措。
我之所以在讲述自己中学的学习历程前，谈了许多关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事情，是因为我认为，中学阶段的人生历程其实是双线并进的，明线是学业的进步，暗线是性格的成熟。然而我们东亚的家长往往重视前者，忽视后者，把培养高分考生作为最大的成功。很多强势的家长（被称作“虎妈狼爸”）以把孩子送进清北作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却忽略了未成年人另一种能力的发展，那就是与世界互动的能力。比如：
遇到不正义的行为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善意和爱？
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拒绝？
如何与伙伴相处？
如何礼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理性地讨论分歧？
面对情感纠葛、社会压力和个人挫折，怎样调节内心、自我治愈？
如何思考人生的归宿，获得安宁与幸福的体验？
在我们的教育中，这些问题往往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成功代替了成长，胜负心代替了是非观，少年不再渴望被世界温柔以待，也不再懂得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身为少年的我们，花费了太多时间来改变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却很少停下来仔细地触摸世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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