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说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种要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脸红本身（一个还原性的元素），也可以是特定语境的脸红（一个整体性的元素），前者涉及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与其他任何部分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某些科学领域可能非常有用。无论如何，只要记住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那么这种抽象当然不会有什么坏处。只有当数学家、逻辑学家或科学家谈论独立的脸红时，忘了这是他人为构想的非自然事件，问题才会出现：他必须得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与人无关的”脸红，也没有“无任何理由的”脸红。这种人为的抽象习惯或分解成分的人为习惯，一直都很有效，而且源远流长，以至于如果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或现象上的有效性，当事人往往就会非常惊讶。他们已经说服自己，世界实际上就是这么建造起来的。同时，他们也发现，很容易忘记这一点：不管它多么有效，这种方式都是人为、约定俗成、假设性的——总之，这是一个人为的系统，被强加于流动的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这些关于世界的奇特假设只有在为了方便起见的情况下，才有权公然蔑视常识。如果它们不再便利，甚至已经成了障碍，就必须放弃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人类加诸其上的并非原本就存在的东西，其实非常危险。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论，对于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适合自己的目标而选择拒绝。显然，方法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造更符合现代科学观众世界本质的逻辑和数学体系。
本章所述结论依据的研究数据，载于马斯洛的以下论文和测试中。麦克利兰及其同事的研究与之有一定关系，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并不相同（Maslow，1955）。
[78]本章提出了一套理论性的结论，这些结论直接来自对人类人格结构的研究，可以说，它仅仅比数据资料领先一步，而且牢固地建立在后者之上。
[79]一种比较常用的整体性方法（通常未标明这一名称）是用来构建人格测试的重复技术。我在研究人格症候群时也使用了这种方法。我们从一个模糊的整体入手，将它的结构分解为小类、部分等。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发现先前对于整体的看法难以成立。然后，这一整体被更准确有效地重新组织、重新界定、重新描述，再和前面一样进行分析。这一分析使得我们可能将整体把握得更完善、更准确。如此循环。
[80]较为老练的科学家现在已经用一种类似“函数”的关系代替了因果论概念，即甲是乙的一个函数，或者说，如果甲成立，那么乙成立。通过这种做法，我认为他们已经放弃了因果概念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必然性、反应等。相关的简单线性函数是函数表达的例子，却常常用来与各种因果关系进行对比。如果“因果”一词的意义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将这个词语保留下来也无济于事。无论如何，我们已经面临着必然或内在关系问题，以及变化产生的方式等难题。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不能放弃、否认或消除。
[81]可以从目标行为上的差异和动力学上的类似性来定义其可互换性，也可能从或然性这一方面来进行界定。如果症状甲和症状乙在某个症候群中存在已发现或未发现的相同的或然性，它们就可以被称为具有可互换性。
[82]“我不得不讲述这个故事，但不是从左往右画一条线般讲述，左边是生，右边为死；而是像手中把玩着一件纪念物一般翻来覆去，细细沉思。”（Taggard，1934，p.15）
[83]有关这一规律的例外情况，请参阅第十四章。
[84]然而，对于症候群这一整体并非部分的相加这一说法，尚可存疑。分解过的部分当然只能合并为一个“加法和”，然而，如果这一说法中的各个部分都得到了明确界定的话，它们也可以被视为加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85]也请阅读苛勒对艾伦费尔斯标准的批评（Kohler，1961，p.25）。
[86]我们在这些例子中只描述了同步动力学。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决定的问题、循环决定如何形成的问题，都属于历史性问题。这样一种成因分析表明，即使某个特定因素是系列中最先出现的，也无法保证它在动力分析中存在基本或首要的重要性（Allport，1961）。
[87]这种数据时常受到曲解，因为它们常被用来驳斥精神疾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论。这样的观点只是对动力心理学的误解。真正的说法是，精神病来自内部冲突和威胁，而不是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与个人的主要目标、防御系统有关时，才会对人格产生动力性的影响。
[88]今天，我们可以将这称为一种行为疗法的形式。
[89]这种倾向与前文所述的更大的内部一致性趋势密切相关。
[90]“然而，如果我们只通过显微镜看世界，就无法发现面孔一类的事物。”（Koffka，1935，p.319）
[91]整体论的心理学家倾向于不相信相关法，但我觉得这是因为该技术碰巧总被用在原子论上，而不是它的本质特征与整体论有什么冲突。例如，尽管一般统计学家不太相信自我关联性（就好像还能指望机体内存在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考虑到某些整体性的事实，它们也并非必然受到怀疑。
[92]例如，正如在各种投射测试中所做的那样，模糊掉作为行为决定因素的情境，就可以抑制住它。或者，有时机体的需求如此不可抗拒，就如在疯狂状态中一般，以至于外部世界被拒绝、被漠视，文化也被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文化因素的主要方法是访谈融洽和精神分析移情。在其他某些情况下（如醉酒、暴怒或其他失控情况下），文化的强制作用可以被减弱。同样，也有许多行为被文化忽略了，例如各种由文化决定的主题变异，即所谓的表达性动作；这些变异非常微妙，是下意识发生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研究相对不受文化约束的对象，比如文化的强制性还很弱的孩子、几乎可以忽略文化因素的动物，也可以研究其他社会（便于我们通过对照来排除文化的影响）。这样几个例子表明，对行为进行复杂而理性的研究，可以揭示一些人格内部组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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