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高级需求和低级需求性质不同；第二，高级需求与低级需求一样，必须归入基本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领域引发许多革命性的后果。大多数文明及其政治、教育、宗教等理论，一直都建立在与这观点完全相反的信念之上。总的来看，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动物的一面严格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求上。它们假定，追求真理、爱与美的高级冲动在内在性质上区别于动物性的需求。而且，人们假定这些兴趣相互对抗、排斥，为了竞争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在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时候，人们往往支持高级需求而反对低级需求。所以，他们认为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和阻挠因素，最多也不过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
认识到高级需求和生理需求一样具有似本能性和动物性，必然会带来许多影响，包括：
（1）最重要的或许是要明白，认知和意动的二分法是不对的，必须予以澄清。对知识、理解、人生哲学、理论参照系统、价值系统的需求，本身都是意动的，也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人类是一种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明白了自己的需求并不完全是盲目的，能被文化、现实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一步推出，认知在其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约翰·杜威认为，需求真实的存在和界限，是由对现实、满足是否可能的认识而定。
如果从本质上来说，意动具有认知性，而认知也具有意动性，那么对二者进行二分法就毫无意义，应该予以抛弃，除非是作为病理学的标志。
（2）现在，我们必须重新看待许多古老的哲学难题，其中一部分甚至可以被看作伪命题，它们建立在误解了人类动机生活的基础上。例如，哲学问题可能包括自私与无私这两个概念的尖锐对立。如果我们似本能的爱的冲动，让我们能从看自己的孩子吃东西中得到极大的“自私”的愉快，甚至超过自己吃到美味的感受，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自私”？怎么将它与“无私”区分开来？假如对真理的需求和对食物的需求同样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就比为了食物而奋不顾身的人更不“自私”吗？如果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样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快感理论显然需要调整。这意味着，低级需求的快感逐渐衰落的时候，高级需求的快感可能会持续存在下去。
浪漫和古典的矛盾，酒神和太阳神的对立，当然也需要有所调整。至少在某些形式上，它们同样建立在不合理的二分法之上，这种二分法将低级需求视为动物性，而将高级需求视为非动物性或反动物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本能生活对立物的理性升华的一般概念，做出合理的修正。
（3）伦理学家可以从仔细考察人类动机生活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不将最高尚的冲动视为勒马的缰绳，而是看作马本身；如果我们将动物需求的性质看作与最高需求一样，那么它们之间的尖锐对立怎么能维持得下去呢？我们怎么会继续相信它们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清楚而彻底地认识到，这些高贵、美好的冲动之所以存在并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是首先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求的结果，那就当然应该少谈自我控制、禁忌和纪律等，多谈自发性、满足和自我选择等。在责任的严厉与享受的愉快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少。在生活的最高层次上（如存在），责任就是享受，工作就是兴趣，所以上班和度假之间没有区别。
（4）我们的文化概念及人与文化关系的概念必须有所改变，沿着本尼迪克特（Benedict，1970；Maslow，1965；Maslow，1964）称为“协同作用”（synergy）的方向。文化可以是基本需求的满足者（Maslow，1967、1969a），而非需求的禁锢者。此外，它不仅是为人性的需求而创造的，也是由人性的需求所创造。我们需要重新审查文化和个体二分法，少强调它们的对抗，多强调协作。
（5）人性中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的，而不是偶然、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价值理论一定有巨大的意义。例如，这意味着，用逻辑推断价值，或试图从权威或启示中找到价值，都不再是必要或值得的了。显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研究，人性本身就包含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如何才能成为好人？怎么才能幸福？怎么才能走向成功？机体会告诉我们，它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从而也就告诉了我们它重视的是什么）。失去这些价值时，机体就会生病；得到这些价值时，机体就会成长。
（6）对这些基本需求的研究表明，虽然在某个显而易见的程度上，它们具有似本能性，但在许多方面，它们并不像我们熟悉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这些区别中，最重要而意外的发现就是，与本能强大、令人厌恶而不可改变的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求虽然是似本能的，却相当羸弱。能够意识到冲动，了解我们的确渴望与需要爱、尊重、知识、哲理和自我实现——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求层次越高，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概括而言，我们可以说，人性中残余的本能如此羸弱，以至于需要保护才能抵御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总而言之，就是要避免被环境压垮。
（7）我们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目标的理解必须做出很大的改变。对很多人来说，它们仍然意味着要获得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就是这样一种制度的口号。
然而，如果治疗意味着打破控制和禁忌的力量，那新的口号就必须是自发性、释放、自然、自我接纳、冲动感知、满足感和自我选择。如果我们认为本能冲动并不令人憎恶，而是值得赞美，当然会希望给它们充分表达的自由，而不是将其禁锢起来。
（8）如果本能较弱，而且高级需求在性质上属于似本能；如果文化比本能冲动更有力，而非更软弱；如果基本需求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或许也可以通过对似本能倾向的培养以及促进社会改良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给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以更好的实现自己的机会。
（9）生活在高级需求的层次上，有时可以相对不太依赖低级需求的满足（甚至不受高级需求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可能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觉得有必要尝试整合肉体与灵魂、天使与魔鬼——人类机体上高贵和低贱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令人满意的方法。高级需求的功能自主性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一部分。高级需求的发展依赖于低级需求，然而，高级需求一旦最终建立起来，就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Allport，1955）。
（10）在达尔文主义的生存价值（survival-value）之外，现在我们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growthvalues）。它不仅有利于生存，也有利于个体的成长，使人趋向完善、发挥潜能，促使人们更幸福、宁静、拥有高峰体验，走向超越（Maslow，1969），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知等。我们不必只以生存权被剥夺为理由，谴责贫困、战争、专制或残酷，也可以因为它们伤害了生活品质、人格、意识和智慧，而将其看作邪恶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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