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些外在、理论和实际的考虑可能会介入这一螺旋上升的自我修正过程。例如，在研究的早期发现，由于通俗用法不切实际的苛求，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能符合这个定义。仅仅因为有个小缺点、错误或荒谬就排除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得不停止这种操作。换言之，既然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就不能以完美作为选择的标准。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中都获得临床研究所需的资料，因为这种资料必须全面、丰富而令人满意。可能的研究对象在得知研究目的之后，会开始过分留意自己、害羞、僵硬，对全部努力一笑置之，或者断绝合作关系。因此，从早期经验来看，对于年龄较大的研究对象一直是进行间接研究，甚至几乎是偷偷摸摸的。只有年轻人才会接受直接研究。
由于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有些人的姓名不愿被公开，于是两个迫切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科学研究的普遍要求）就变得无法满足了，那就是研究的可重复性与作为结论来源的资料公开性。对公众人物、历史人物的研究，以及对可公开的年轻人和儿童所做的补充研究，部分地克服了这些问题。
研究对象可分为以下类别：
实例：
7名非常理想和2名很不错的当代人（访谈式）；
2名非常理想的历史人物（晚年的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
7名很不错的公众人物和历史人物（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简·亚当斯、威廉·詹姆斯、施韦泽、阿道司·赫胥黎、斯宾诺莎）。
部分性的实例：
5名肯定存在某些不足但仍然可用于研究的当代人。
被其他人提出或研究过的潜在或可能的实例：
G.W.卡弗（）、尤金·V.德布斯（）、托马斯·埃金斯（ThomasEakins）、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Kreisler）、歌德（Goethe）、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Casals）、马丁·布伯（MartinBuber）、达尼洛·杜尔奇（DaniloDolci）、阿瑟·E（ArthurE）、摩根（Morgan）、约翰·济慈（JohnKeats）、大卫·希尔伯特（DavidHilbert）、阿瑟·韦利（ArthurWaley）、铃木大拙、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修隆·阿雷先（SholomAleichem）、罗伯特·勃朗宁（RobertBrowning）、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鲍勃·本奇利（BobBenchley）、艾达·塔贝尔（IdaTarbell）、哈里特·塔布曼（HarrietTubman）、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卡尔·穆恩辛格（KarlMuenzinger）、约瑟夫·海顿（JosephHaydn）、卡米尔·皮萨罗（CamillePissarro）、爱德华·比布林（EdwardBibring）、乔治·威廉·罗素（GeorgeWilliamRussell）、皮埃尔·雷诺尔（PierreRenoir）、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WadsworthLongfellow）、彼得·克罗波特金（PeterKropotkin）、约翰·阿尔特格勒（JohnAltgeld）、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爱德华·贝拉米（EdwardBellamy）、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in）、约翰·缪尔（JohnMuir）、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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