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普遍认为，经典的神经症具有整体且单一的神经症症状，具有鲜明的应对机制。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证明了这些症状具有功能、目的和目标，而且能达到各种各样的效果（主要益处）。
然而，还有很多神经症症状并不具有应对性、功能性或目的性，却更接近于表达性行为。如果我们只将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症，这看起来会更有成效，也更清晰；不应该将主要为表达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症，而应另行命名（见下文）。
目前，已经出现了足够简单的测试，可以将真正的神经症（即功能性、目的性或应对性）和表达性的症状区分开来。如果神经症症状有功能性，确实对患者有用，我们就必须假设，这个人因为有了这些症状而变得更好了。如果它能帮助患者摆脱真正的神经症症状，那么，根据这一理论，患者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伤害，陷入焦虑或在其他方面受到严重干扰。可以这样类比，这就像抽掉房子的基石，如果房子建在基石之上，这种行为当然非常危险，即使这批被抽走的基石易碎、易腐，质量不如别的石料。[41]
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症状并非真正具有功能性，如果它们无法起到重要作用，将其剥去就不会产生危害，而只会让患者受益。对症状治疗的一个常见限制就是基于这一点，即假设在外人看来完全无用的症状实际上在患者的心理环境中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治疗师确切地弄清楚这一作用的具体内容之前，不应该贸然干预。
在此，我要说的是，虽然症状治疗对真正的神经症症状相当危险，对纯粹表达性的症状却十分安全。后者可以被剥离，不会产生糟糕的后果，只会对患者有益。这意味着症状疗法远比精神分析目前承认的作用更重要（Wells，1944；Wolpe & Lazarus，1966）。一些催眠师和行为治疗师深深感到，症状疗法的危险性被大大高估了。
它还有助于让我们发现，神经症往往被人们看得太简单了。在任何神经症患者身上都可能同时存在表达性症状和应对性症状。将二者区分开来非常重要，就像区分先后关系一样。因此，神经症患者的无助感通常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应，人们通常会尽力克服无助感，或至少学会忍受它，与之共处。这些反应确实是功能性的，但无助感本身主要是表达性的；它对人没有好处，没有人想要感到无助。对感到无助的人而言，它只是一个原发性或既定的事实，他们只能对此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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