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看法，认为破坏或伤害是继发性或派生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原发性动机。这意味着，人的敌对或破坏行为实际上总有一定原因，是对另一事态的反应，是某种产物，而不是初始的来源。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破坏行为完全或部分是某种破坏性本能的直接、最初的产物。
在任何这类讨论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动机和行为的差异。行为由多种力量共同决定，内部动机只是其中一种。简单来讲，任何探讨行为决定因素的理论都必须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研究：（1）性格结构；（2）文化压力；（3）直接的情境或领域。换句话说，对内部动机的研究只是以上三个领域的一部分。有了这样的考虑，我就可以重新表述自己的问题了：第一，破坏性行为是如何决定的？第二，破坏性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是某种遗传、先定、特殊的动机吗？这些问题当然只有在先验的基础上才能立即得出答案。所有可能的动机加在一起，都不能决定攻击或破坏行为的发生，更不用说某种特殊的本能了。攻击或破坏性行为的产生，必须考虑广义上的文化因素，以及行为得以发生的直接情境或领域。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人的破坏行为来源很多，以至于只谈论任何一种单一的破坏驱力都很荒唐可笑。我们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扫除障碍时，也有可能附带着做出破坏性行为。一个努力去够远处玩具的孩子，往往不会注意到自己正踩着别的玩具（Klee，1951）。
破坏行为可能是对基本威胁的伴随反应之一。因此，任何使基本需求受挫的威胁、对防御或应对系统的威胁、对一般生活方式的威胁都容易引起焦虑―敌对性的反应，这意味着，在这类反应中经常会发生敌对、攻击性或破坏性的行为。归根结底，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性行为，是某种反击，而不是为了攻击而攻击。
对机体的任何损害、机体退化的任何察觉都可能在缺乏安全感的人心中引起类似于受到威胁的情绪，因此都有可能引发破坏性行为。例如，许多患者大脑受损的案例正是如此，在这些病例中，患者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自尊需求，往往表现得非常癫狂，会做出各种各样绝望的举措。
还有一个造成破坏性行为的原因往往被人忽略，即便没有被忽略，也时常被表述得很不准确，那就是对生活采取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的态度。假设一个人不得不生活在丛林之中，这里的动物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吃的动物，另一种是可以将他吃掉的动物，那么，攻击就成了明智而合乎逻辑的行为。被大家评定为独裁者的那些人，肯定经常无意识地将世界看作一片丛林。基于“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这一原则，这些人很容易无缘无故地发火、攻击、摧毁、破坏，而这一系列反应乍一看毫无意义，其实是为了预防他人的进攻。除此之外，防御性敌意还有许多人尽皆知的形式。
施虐―受虐的动力学意义现在已经被分析得相当透彻了。人们普遍认为，某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攻击行为，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动力学因素。这些动力因素出现之后，那种认为攻击行为纯粹源于敌对本能的观点，看起来就过于简单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种想要支配他人的势不可挡的驱力。霍妮等人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这个领域内，没必要求助于本能这种解释（Horney，1939；Thompson，1950）。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教训——歹徒的袭击和正义之士的反击虽然都是攻击性行为，在心理层面却大不一样。
这一系列还可以继续扩展出去。之所以引用这几个例子，我是想说明，破坏性行为通常是一种现象，是一种由许多因素导致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真的想保持动力学观点，就必须谨慎地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许多行为源于不同的因素，在表面上看起来却可能是一样的。动力心理学家不是照相机，也不是录音机，不是机械的记录仪器，他们不但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想知道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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