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实现者以哲学的态度接受自己的本性、人性、大部分社会生活、自然和客观现实，这自然而然地为他的价值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接受性价值，在日常的个人价值判断中占着很高的比例。他赞成的、反对的、忠于的、所反对或建议的、喜欢或不喜欢的，往往都可以理解为这种接受性的根源特质的表面衍生物。
通过内在的动力，这一基础能自发（普遍）地提供给所有自我实现者（因此，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看，充分发展的人性可能是普遍、跨文化的）；同样的动力也提供了其他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1）他们与现实的关系特别舒适；（2）他们的社会情怀；（3）他们基本满足的状态，并最终从中产生了各种富余、富足、充裕的结果；（4）他们所特有的对手段和目的的区分等。
对待世界的这种态度及实践，产生了这样一种极为重要的结果：在生活的许多领域，冲突、斗争及选择时的犹豫和矛盾减弱或消失了。显然，所谓“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不接受或不满意的附带现象。在一种异教徒的氛围里，许多问题似乎没有道理，而且逐渐淡化了。其实，与其说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不如说人们清楚地看到，它们根本就不是内在的问题，而只是一些“病态者制造的”问题，例如打牌、跳舞、穿短裙、（在某些教堂里）接受祝福或（在另一些教堂里）不接受祝福、喝酒、只吃某些肉类或只在某些日子吃肉。对于自我实现者而言，这些琐事变得不重要了，整个生命进程在某个更重要的水平上继续发展，例如性关系、对身体构造及其功能的态度、对死亡本身的态度等。
对于这种发现的更深层的探索让笔者想到，被视为道德、伦理和价值的许多东西，可能只是普通人普遍的心理病态的副产品。普通人不得不在许多冲突、挫折和威胁中做出某种选择（价值观正体现于选择之中），而对于自我实现者来说，这些冲突、挫折和威胁都消失了，或是得到了解决，就像关于一场舞蹈的争论必将平息一样。在他们看来，看似不可调和的两性斗争根本就不存在，两性之间是一种愉快的协作；成年人和儿童的利益也不存在那么强烈的冲突。对他们来说，非但性别和年龄带来的矛盾没那么严重，天生的差异、阶级和种姓差异、政见不同、宗教差异和不同角色间的矛盾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些差异就是焦虑、恐惧、敌意、攻击性、防御性和忌妒的温床。但现在看来，这似乎并非必然如此，我们的研究对象对差异的反应就很少表现为这些糟糕的形式。他们更倾向于享受差异，而不是恐惧它们。
以师生关系作为一种特定的范例吧。我们研究对象中的教师的行为方式非常健康，因为他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与众不同。例如，他们将师生关系理解为愉快的合作，而不是意志、权威、尊严等的冲突。他们以自然质朴代替了做作的尊严，前者很不容易受到威胁，后者则很容易甚至不可避免地会被冒犯。他们放弃了表现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放弃了威胁学生的权威主义；他们拒绝认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都是竞争关系；也不愿意表现出教授的刻板印象，而是保持水管工、木匠那样平实的做派。所有这一切都营造了一种课堂氛围，猜疑、警惕、防御、敌意和焦虑都消失了。在婚姻、家庭及其他人际关系中也是如此，随着威胁的减弱，这些对威胁的类似反应也就慢慢消失了。
至少在某些方面，绝望的人和心理健康的人的原则和价值观大不一样。他们对物质世界、社会和私人的心理世界的感知（理解）有着深刻的差异，而能否对这种感知（理解）进行组织和有效利用，一个人的价值系统需要负上部分责任。对于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来说，世界非常危险，如同丛林、敌占区，住着他能统治的人和统治他的人。就像所有丛林居民一样，他们的价值体系必然受到低级需求，特别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主导与组织。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人则不同，由于基本需求的充分满足，他可以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并全力以赴地追寻更高级的满足。这就是说，这两种人的价值体系不同，这确实是事实。
在自我实现者的价值系统中，最高的部分是绝对独一无二的，表达了个人独特的性格结构。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不容置疑，因为自我实现就是实现一个自我，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自我。全世界只有一个雷诺阿（Renoir）、一个勃拉姆斯（Brahms），也只有一个斯宾诺莎（Spinoza）。正如我们所见，我们的研究对象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与此同时，他们个体化的程度也非常高，他们能更明白无误地做自己，不像对照组的普通人那样容易彼此混淆。也就是说，他们既非常相似，又各自不同。他们比迄今描述过的任何一类人都更个体化，同时也比任何群体都更社会化，更认同人性。他们既比普通人更接近人类的族群共性，又比普通人更具有独特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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