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这名词，中国向来是没有的。但神话的材料——虽然只是些片段的材料——却散见于古籍甚多，并且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色彩鲜艳的部分。自两汉以来，曾有许多学者钻研这一部分的奇怪的材料，然而始终没有正确的解答。此可以他们对于那包含神话材料最多的《山海经》一书的意见为例证。班固依《七略》作《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列在形法家之首（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六家，百二十二卷）。东汉明帝时，王景当治水之任，明帝赐景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可知《山海经》在当时被视为实用的地理书了。王充这位有眼光的思想家也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董仲舒睹重常之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皆见《山海经》，故立二事之说。使禹、益行地不远，不能作《山海经》；董、刘不读《山海经》，不能定二疑。”（见《论衡·别通篇》）又说：“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衍）之书，虚妄之言也。”（见《论衡·谈天篇》）这又可见王充也把《山海经》视为实用的地理书“方物志”，而且是禹、益实地观察的记录了。《汉志》以后，《隋书·经籍志》亦以《山海经》冠于“地理类”之首。（《隋志》：“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自《汉志》以至《隋志》，中间五百多年，对于《山海经》的观念没有变更。自《隋志》以后又三百余年，五代末刘昫撰《旧唐书·经籍志》亦以《山海经》入“地理类”；其后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南宋王尧臣撰《崇文总目》，皆因依旧说。便是那时候对于《山海经》颇肯研究的尤袤，他的《遂初堂书目》（今在《说郛》中）也是把《山海经》放在“地理类”的。大胆怀疑《山海经》不是地理书的，似乎明代的胡应麟可算是第一人。他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传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又说：“始余读《山海经》而疑其本《穆天子传》，杂录《离骚》《庄》《列》，傅会以成者，然以出于先秦，未敢自信。载读《楚辞辩证》云：‘古今说《天问》者，皆本《山海经》《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皆缘《天问》而作。’则紫阳已先得矣。”（皆见《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说“《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是他的灼见。他推翻了自汉以来对于此书之成见。然而尚不能确实说出此书之性质，他不曾明言这是一部“小说”（中国的广义的用法）。至清代修《四库全书》，方始正式将《山海经》放在子部小说家类了。这一段《山海经》的故事，就代表了汉至清的许多学者对于旧籍中的神话材料的看法。他们把《山海经》看作实用的地理书，固然不对，他们把《山海经》视为小说，也不算对。他们不知道这特种的东西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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