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各民族，无论是已进于文明的，或尚在原始状态的，都有他自己的神话和传说。凡一民族的原始时代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以及最早的历史，都混合地离奇地表现在这个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里。原始人民并没有今日文明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并且没有够用的发表思想的工具，但是从他们的浓厚的好奇心出发而来的想象力，却是很丰富的；他们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故就文学的立点而言，神话实在即是原始人民的文学。迨及渐进于文明，一民族的神话即成为一民族的文学的源泉：此在世界各文明民族，大抵皆然，并没有例外。
在我们中华古国，神话也曾为文学的源泉，从几个天才的手里发展成了新形式的纯文艺作品，而为后人所楷式；这便是数千年来艳称的《楚辞》了。
中国古代的纯文学作品，一是《诗经》，一是《楚辞》。论著作的年代，《诗经》在前，《楚辞》较后（虽然《楚辞》中如《九歌》之类，其创造时代当亦甚古），论其性质，则《诗经》可说是中国北部的民间诗歌的总集，而《楚辞》则为中国南方文学的总集。我们应承认，当周秦之交，中国北部人民的思想习惯还是和南中国人民的思想与习惯，迥不相同。在学术方面，既已把北中国与南中国的不同面目充分地表现出来，在文学方面当亦若是。故以《诗经》代表中国古代的北方文学，以《楚辞》代表中国古代的南方文学，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因历来文人都中了“尊孔”的毒，以《诗经》乃孔子所删定，特别看重它，认为文学的始祖，硬派一切时代较后的文学作品都是“出于诗”，所以源流各别的《楚辞》也算是受了《诗经》的影响；刘彦和说：“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文心雕龙·通变》），顾炎武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为《楚辞》”（《日知录》），都是代表此种《诗经》一尊的观念。把《楚辞》和《诗经》混牵在一处，仅以时代先后断定他们的“血统关系”，必致抹煞了《楚辞》的真面目。我们承认《楚辞》不是凭空生出来的，自有它的来源；但是其来源却非北方文学的《诗经》，而是中国的神话。我们认清了这一点，然后不至于将《九歌》解释为屈原思君之词与自况之作，然后不至于将《天问》解释为愤懑错乱之言了。
何以中国神话独成为中国南方文学的源泉呢？依我看来，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北中国并没产生伟大美丽的神话；二是北方人太过“崇实”，对于神话不感浓厚的兴味，故一入历史时期，原始信仰失坠以后，神话亦即销歇，而性质迥异的南方人，则保存古来的神话，直至战国而成为文学的源泉。只看现在我们所有的包含神话材料最丰富的古籍，都是南方人的著作，便可恍然。
既然承认了《楚辞》与中国神话的关系，则对于《楚辞》中各篇的性质及聚讼纷纭的作者主名，都应有新的解释了。请略述于下。
为读者便利起见，先释“楚辞”一名。
《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又《王褒传》云：“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据此则西汉武宣之时，《楚辞》已为通学。刘向校书，集屈原、宋玉、东方朔、庄忌、淮南小山、王褒诸人的辞赋，又加入自己拟《九章》而作的《九叹》，都为一集，名之曰《楚辞》。今刘向原书失传，仅有王逸章句本及朱熹集注本。王逸章句本虽明言据刘向所定，然亦未必可靠，恐其中尚多窜乱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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