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谓：因屈原为楚人，故称之曰《楚辞》；宋黄伯思谓“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此种解释，固然不错，但是未免幼稚了些。淮南王刘安说：“《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这样解释《楚辞》，又嫌它太抽象了些。我们可说：《楚辞》是南方的“文人的纯文学作品”（北方的《诗经》大部是民众的纯文学作品），应用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以抒情咏怀（故虽为文人的文学作品，而能直诉于民众的情绪，激起深切的共鸣），美丽、缠绵、梦幻，是它的特色。《楚辞》在当时是一种新的文艺作品，所以引起后代文人的摹拟。班固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故世传楚辞。”即此可见在汉代摹拟此“新体”之盛。今所传后人摹拟《九章》而作的以“九”名篇的作品，实至繁多，但皆“莫追屈宋逸步”；此非后人之才不及，亦因屈原是直接取材于当时传诵的神话传说，而后人则转乞灵于屈宋之作，故而情文遂远不逮了。
次言《楚辞》的内容。
据王逸章句本，共录作品十七篇；即《离骚经》《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等。自《离骚》以至《渔父》，旧以为皆屈原作，《九辩》与《招魂》，旧以为皆宋玉作。《大招》或谓景差作，或谓屈原作。《惜誓》无主名，或谓贾谊作。《招隐士》以下，则皆有作者主名。
上列诸作，今所争论不决者，厥为屈宋名下之作，除《离骚经》为众所共认的屈原作品，其余诸篇，咸有异义；今先述众说，次附己见。
《九歌》。王逸《楚辞·章句》内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则《九歌》乃系屈原就旧有祀神颂歌改削润色，所以朱熹竟说是“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但王逸又云：“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朱子亦以为寓有讽谏之意，遂至数千年来释《九歌》者皆以《九歌》中之香草美人灵鬼山神为暗指怀王以及群小众彦了。其实《九歌》乃沅湘民间流行的颂歌，是神话材料的一部分；不过屈原或曾修改其词句，并始为写定罢了。胡适之先生谓《九歌》是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读〈楚辞〉》）。赞成此说者甚多。证以《离骚》中两言《九歌》（启《九辩》与《九歌》兮；又，奏《九歌》而舞《韶》兮），可信胡说之可成立。但屈原曾加修改而成今本，则亦可信；因为先民神话之传至现代者，大抵经过这个阶段的。我们不妨断定《九歌》是古代南中国的宗教舞歌，每歌颂一神，含有丰富的神话材料，经屈原写定而成今形；其中函义，皆属神话，无关于君臣讽谏或自诉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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