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以为我们可以假定一个系统。这个假定的系统立脚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就可立脚在中国古史上。中国神话之历史化，我们上文已有论证。中国最古代的无名史家，没有希罗多德那样的雅量，将民间口头流传的神话一字不改收入书里，却凭着自己主观的好恶，笔则笔，削则削，所以我们现在的古史——由神话变成的古史，只有淡淡的一道神话痕了；但是我们也要晓得古代的无名史家虽然勇于改神话，而所改的，度亦不过关于神之行事等，而非神的世系——即所改者多为神话的内容而非神话的骨骼。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史家所以要改神话，大概是嫌神话里神的行事太荒诞——神话是表现原始社会的生活状况，当然是太荒诞的；例如反映原始时代的杂婚制、血族结婚制等等的神话，当然是古代史家所最嫌恶的，当然是除恶务尽，一笔抹销。至于说某神为至尊，某神乃某神之子，某某神职守何事等等，——就是说到神话的骨骼，这在古代史家看来，并不十分讨厌，只要轻轻地改某神为某帝，某某神为某某官就得了。譬如伏羲，我们据《易经·系辞》看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君主，关于他的传说，乃太史公所目为不雅驯的，荐绅先生难言之，所以遗留到后世的极少；但是我们就现在仅存的不雅驯的断片看来，可说伏羲是神话中“春之神”。我们且看下面的一节旧说：
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
以木德称王，故曰春皇。其明睿照于八区，是为太昊，昊者明也。位居东方，以含养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号曰木皇。
（王嘉《拾遗记》）
在原始民族中，春之神是他们最崇拜敬爱的神，因为一切自然界的景物，到春都呈现生气；尤因农业民族是靠春季播种耕耘而得生活的，故对于春尤视为特惠的神。他们常把春神和稼穑之神看作有连带关系，例如希腊神话说稼穑之神是春之神女的母亲。中国以农业立国——换句话说，是立脚在农业生活的基础上而进于文明的，似乎不应该竟没有关于农作的神话。古代史家说教民稼穑的，是神农氏；又说神农氏乃继伏羲氏而有天下的，把伏羲和神农说得那么关切，很可以叫我们疑惑伏羲氏是神话中的春神，而神农氏乃是稼穑之神。或者竟和希腊神话相似，我们神话中的神农就是伏羲的儿子。在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以前，我们这样说自然只是一个极不稳固的臆说；但是我觉得从半神话的古史的骨骼里寻出中国神话系统的痕迹，未必是全属理想的。
上面略述中国的开辟神话并讨论中国神话与古史的关系，现在我们要换一个方面，看看中国神话里不能历史化的材料。我们上面曾论证古代史家因误认神话为太古历史，因此保存了一部分已经修改过的神话；但是神话中有些故事是绝对不能附会为史事的，那便是古代史家所不收，而保存之责却落在文学家的肩膀上了。
中国古代的文学家，除了《诗经》里的无名诗人，大都是政论家、哲学家；政论家引神话是把神话当作古代历史而引用的，哲学家引神话是把神话当作寓言，引来发明己意的。神话——尤其是文明民族的神话，确有类似寓言之处，但神话究与寓言不同，神话是原始信仰与原始生活之混合的表现，不主于讽刺教训，寓言却是以讽刺教训为宗旨的；神话的故事不一定是比喻，寓言则大都为比喻。神话与寓言在性质上既如此不同，所以哲学家把神话当作寓言来引用时，一定是任意改变了神话的内容的；庄子著书，自称寓言八九，我们现在看他的书里引黄帝，引北海若，引冯夷，都是神话中人物，然而他们的故事很少神话气味，反倒哲理玄妙：这就是一例。秦汉以前的文学家只有屈原、宋玉一般人还喜欢引用神话，并且没有多大改动，所以我们若要在历史化的神话以外，找求别的神话材料，惟《楚辞》是时代最古的重要材料，此外惟有求之于两汉魏晋的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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