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的雅典，有人提出了一个关于“忒修斯之船”的思想实验。忒修斯之船后世被博物馆收藏，作为展品在维护过程中，腐朽的木条不断地被替换，直到整条船原先的木材全部被替换掉。柏拉图提出疑问，替换的新木料是否还能代表原来的船？换句话说就是，既然整条船的木料都被替换了，它还是不是原来的船？这个思想实验还有一个扩展：如果原有的被替换下来的木料经过修复，去除朽烂的部分，再用这些修复过的原有木料重新建造一艘船，那么哪一艘才是原来的船，难道两艘船都变成了原来的忒修斯之船吗？
在人们最早尝试进行自然分类时，人类作为一个独立而特殊的部分，与其他生物分离开来。像生物群落一样，生物分类体系的问题在于它会随时间而改变。今天人类与其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属（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但物种都拥有共同的祖先，每一个支系都是一艘忒修斯之船。
当我们回看猿类的演化时，在黑猩猩和人类的祖先发生分异之前，我们只看到一个物种，我们可以给它命名。新物种的出现往往来自“标新立异”——某个种的某个单一种群发生了较快速的变化，而祖先种在其他地区的种群仍在各个方面维持原先的状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没有变化的种群还维持原先的命名，但从这个“新”种的角度来看，它距原先的种的共同祖先之间经过了多少世代已经无法计算。这时只能采取地质学当中一个“事后诸葛亮”的办法，即根据一个种群在某一个时间点的状态将其定为一个新的物种。在真实的情况中，物种是一个时刻变化的复杂体系，它包含的所有种群和个体的变化受基因变异的控制。
对人类来说，明确地指出何为真正的“人性”是很困难的。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性并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转变为黑猩猩和转变为人的过程也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只要基因不再交流，两个种群就会停止融合。我们就和其他的物种一样，是在一个生生不息、持续变化的种群内，由一系列局部的变化更替一点点积累的结果。无论回望过去还是放眼将来，一切生物皆是如此。
讨论谁是世界上第一批人类，如同在一条古河道中敲入一块标牌，上面写着“该点之前无人类”，而河水仍旧在河道中流淌。“人性”没有本质的定义，如果某一生物的亲代不是人类，也就没有任何决定性特征能将其明确定为人类。如果我们能回到过去，并令时间快进，观察到湖畔南方古猿以种群为单位的共有平均特征是如何过渡为阿法南方古猿的，我们将发现“物种”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毫无必要，或至少是无足轻重。随着时间的变化，林奈分类体系中各阶元[11]之间的差别失去了意义。你很难界定上述标牌之前的区域都代表非人类，而标牌之后的区域都代表人类，因为河水一直向前流淌着。
我们可以用自然标志点来代替标牌，由水系进行划分。在世界各大陆的分水岭，河水和溪流一旦分叉就不再汇合。在日后将成为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高地上，一条小溪流经一块阻挡水流的岩石而分叉。机缘巧合下，向左流的分支顺着山的东坡直冲而下，流入罗尼乌曼湖，最终汇入印度洋。向右流的分支向西流淌，成为尼罗河的支流，一路向北汇入地中海。在遇到岩石之前，这条河里的每一滴水都属于一个整体；在分叉之后，两条分支就永远地分道扬镳。在恰好流经岩石的时候，哪些水将流入地中海是未知的，正如在灵长类的演化路径上，哪一个是现代黑猩猩属最早的种，以及哪一个是现代人属最早的种，都未可知。黑猩猩最早的亲属与人类最早的亲属之间的亲缘关系，必然比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现代黑猩猩或是人类的亲缘关系都要近。但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标志着人性开端的点，一个标明“最早”的标志，黑猩猩属和人属的区分就比其他任何情况下都要明确了。这也是古生物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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