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甚至无须从微观层面观察草原环境对动物身体特征的改变作用。即便动物一生只啃食和咀嚼较软的食物,也会导致牙齿的严重磨损。吃草更是会大大加剧牙齿的磨损,自然选择的作用看似充满智慧,却也不通情理。但在这样的作用下,生物也并没有放弃为生存而抗争。但凡存在的资源都会被充分利用,即便有些资源很难获取,它们仍然能使部分生物获益。草本植物促使动物的牙齿齿冠越长越高,以至于不怕任何程度的磨损。这种牙齿齿冠很高,咀嚼面平坦,遍布坚硬的釉质和白垩质,齿根短或无齿根,被称为“高冠齿”。高冠齿发展到极致便出现了不断生长的牙齿,这些动物以带泥沙的草为食,在一生中牙床不断退缩,牙齿不断生长,这种牙齿生长方式在大型动物中仅见于披毛犀和南方有蹄类。在早渐新世,草本植物尚未在北美广泛传播,当时的马只有家猫大小,在危险重重的阔叶林中吃树叶为生。当全球进入寒冷时期,平原地带变得更加开阔,北美草原发展起来,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成为生活在开阔环境中的四肢细长、善于奔跑、高齿冠的群居食草动物。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众多动物在运动和取食方式上独立发展出相似的适应特征,表现在牙齿和四肢上。变化的动因是复杂多样的,开阔的环境、增大的体型和坚硬的地面都可能影响这些形态的变化。无论是羚羊、美洲叉角羚、鹿还是一些南方有蹄类,所有这些动物都同时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发展,这是食草动物的通用模式。
届时,南美的特有动物将走向消亡。在距今2800万年前,巴拿马地峡从加勒比海中升起,阻隔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通了北美和南美,北美的生物会向南迁徙,南美的生物也会向北迁徙。距今2000万年前南美和北美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双向生物迁徙,直到距今350万年前巴拿马地峡完全断开才结束,这就是著名的美洲生物大迁徙。从结果来看,北美的生物在迁徙中受益更大,而其中原因仍不是很明确。在南美特有动物当中,至今只有北美豪猪和弗吉尼亚负鼠发展繁盛,犰狳也在北美南部的沙漠地区生活。
即便在南美,北美物种也占据了绝对优势。所有肉食性有袋类和南方有蹄类动物全部灭绝了。到了今天,南美特有哺乳动物中仅剩下101种负鼠、6种树懒、4种食蚁兽和21种犰狳。大地懒生存的时期已经算是非常长了,在加勒比海地区可能存活至距今4000年前。地懒在距今8000年前还生活在巴西和阿根廷,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大的掘洞动物,它们挖掘出巨大的坑穴网络作为整个族群的巢穴,并保留至今。箭齿兽是一种南方有蹄类动物,外形像一只没有角的犀牛,后弓兽是一种形似骆驼的滑距骨兽类动物,在距今15000年前仍然存活。加勒比海地懒和南方有蹄类的灭绝事件可能并非偶然,在大约同一时期,人类抵达了它们的生存地区。
这些远在世界彼端,生态和解剖特征趋同的动物,我们很难按照现有的哺乳动物分类体系对其进行划分,但其中最晚灭绝的成员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认识它们的契机。在巴塔哥尼亚较干旱、寒冷的地区,时代最晚的南方有蹄类化石保存了可以进行分析的组织——胶原蛋白纤维,和DNA的作用相同,可以用来探明动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氨基酸序列的对比,这些南美特有动物的身份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现在知道了它们与奇蹄类(现存的奇蹄类动物包括马、犀牛和貘)关系最近。
尽管问题有了答案,但答案本身又引出了更大的问题。经研究,许多古新世和始新世的动物都是奇蹄类的亲属,它们生活的地方彼此之间相隔万里,如北美、欧洲和印度。如果我们假设最早的奇蹄类生活在亚洲,那它是如何进行这种全球迁徙的呢?在地球的这段历史时期中,各个大陆是分开的,上述地区彼此之间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远,那么奇蹄类各个科的祖先是如何做到如此快速、广泛的扩散的?或者,这些动物与奇蹄类的相似之处,会不会也可能是它们在很早的时候就针对相同环境发展出了相似的特征,从而发生了趋同呢?
旅程本身不可能被保存为化石,但是旅行者的后代消亡之处便代表着全部旅程的终点。无论沿着岛屿行进还是在海上漂流,也无论沿着哪条路前行,纵观整个地球历史,生物一直在不断地迁移、扩散,在新环境中繁荣发展。草本植物由廷吉里利卡发端,并将很快扩散到全世界。这种在南半球繁盛生长的植物将会引发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的生物扩张事件,从北美大草原到欧亚大陆的干草原,再到非洲的稀树草原。从竹林到白垩草甸,草本植物的时代来临了。
[16]由一般到特殊的生物进化方式,指物种适应于某一独特的生活环境、形成局部器官过于发达的一种特异适应,是分化式进化的特殊情况。*
[17]例如1980年圣海伦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泥石流,其流速经测算可达每小时10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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