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进了屋。一切都在静止中，寂然无声。
墨水瓶还在那儿，笔还在那儿，诗稿还在那儿。赞美永恒的诗句写到一半中断了，当时她正要写“一切都未改变”，就被进来收拾茶具的巴斯克特和巴塞洛缪太太打断了。然而，在三秒半的瞬间里，一切都改变了——她摔伤了脚踝，爱上了谢尔默丁，嫁给了他。
她手上有结婚戒指为证。没错，她在遇到谢尔默丁之前就戴上了它，但那样做显然有害无益。现在，她带着迷信般的敬意，小心翼翼地把戒指转过来转过去，唯恐它从手指上滑落下来。
“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她说，像一个小孩子在认真地背课文，“否则就没有意义。”
她这样说的时候声音有些大，显得夸张反常，仿佛希望有人能听到她的话，而这个人的意见她会特别看重。现在她终于可以理清自己的思绪了，她在想，她的行为会对时代精神产生什么影响呢？她迫切地想知道，她跟谢尔默丁的订婚和结婚是否符合时代精神。她自己的感觉当然好多了，那次荒野邂逅之后，她的手指一次都没刺痛过，至少没有什么明显不舒服的感觉。然而她无法否认自己仍然心有疑虑。没错，她是结婚了，但如果她的丈夫总要出海去合恩角，这算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他，这算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上别人，这算婚姻吗？如果最终她最喜欢的事情仍然是写诗，这算婚姻吗？她有些怀疑。
但她想验证一下。她看了看戒指，又看了看墨水瓶。她敢吗？不，她不敢。但她必须这样做。不，她不能。那她该怎么办呢？那就晕过去，如果可能的话。可她现在的身体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好。
“管它呢！”她大声说，带着一点儿她以前的脾气，“我这就写！”
她把笔狠狠地插入墨水瓶中。令她惊奇的是，墨水居然没有溅出来。她抽出笔，笔尖很湿，但没有往下滴。她写了起来，词来得有些慢，但还是出来了。啊！可它们能让人明白吗？她有点儿怀疑，心头感到一阵恐慌，怕手中的笔又兀自搞起恶作剧来。她写道：
于是我来到一片田野，蓬勃的草
因为耷拉的贝母花盏，显得无精打采，
蛇一般的花，沉郁，落落寡合，
裹在暗紫色的头巾中，似埃及女郎——
她写的时候，感觉有个幽灵（别忘了，我们是在描述人类精神最隐晦的表现）在她背后偷看，当她写下“埃及女郎”时，那幽灵跟她说停下。幽灵似乎拿着一把家庭女教师用的戒尺，用它指回到诗句的开头说：草，写得还可以；耷拉的贝母花盏，很好；蛇一般的花，出自女人笔下，也许浓烈了点儿，但华兹华斯一定会赞赏；可是——女郎？用这个词有必要吗？你说你丈夫在合恩角？哦，那好吧，这样写可以。
时代精神，就这样通过幽灵得到了传递。
奥兰多如今对眼下的时代精神在心中（因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心中）表达了深深的敬意。我们不妨这样打个比方，一个旅行者，知道自己的行李箱里藏着一大包违禁的雪茄，因而会对在箱子上涂白色放行标记的海关官员心存感激。因为她很怀疑，如果时代精神仔细检查她头脑里的东西的话，会发现其中一些严重的违禁品，她将为此受到重罚。她只是侥幸逃脱了。她得以躲过检查，靠的是对时代精神表示敬意，戴上一枚戒指，在荒野中找到一个男人，热爱大自然，不讽刺挖苦，不愤世嫉俗，不当心理学家——这些如果是物品的话，立刻会被发现。她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她的确也应该这样做，因为一个作家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交易无比微妙，作家的作品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两者之间达成的默契。奥兰多与时代精神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因而非常快乐，她无须跟她的时代作对，也不必臣服于它。她属于她的时代，但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因此，她现在可以写作，她也的确在写。她写。她写。她写。
现在是11月。下面是12月。然后是1月、2月、3月、4月。4月过后是5月，接着是6月、7月、8月。后面是9月。然后是10月，瞧，我们又回到了11月，一整年就这样过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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