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写传记的方式，虽然并非一无是处，但也许有点粗陋。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写下去，读者可能会抱怨说，他们自己也可以背日历，因此会捂住口袋，不买这本书，不管霍加斯出版社[91]定的价格多么合适。但是，如果传主将传记作者置于窘境，就像奥兰多将我们置于窘境一样，那传记作者又能做什么呢？任何值得我们请教的人都会同意，生活是唯一适合小说家和传记作家的主题。这些权威人士认为，生活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思考毫无关系。思考和生活完全是两回事。因此——由于奥兰多现在所做的正是坐在椅子里思考——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背日历，数念珠，做祷告，擤擤鼻子，整整壁炉火堆，看看窗外，直到她结束在椅子里的思考。奥兰多坐在那里如此安静，你都能听到别针掉到地上的声音。要是真的有别针掉下来就好了！那也是一种生活。或者，如果有只蝴蝶飞进窗，落到她的椅子上，我们也可以写这个。或者设想她站起来，打死一只黄蜂。那样，我们立刻可以掏出笔来写。因为会有血，即便只是黄蜂的血。哪里有血，哪里就有生活。即便打死一只黄蜂跟杀死一个人无法相提并论，它仍然是更适合小说家或传记作家的题材，总好过日复一日坐在椅子里，点上一支烟，守着纸笔和墨水瓶，胡思乱想。我们也许要抱怨（因为我们正在失去耐心），传主真该体谅一下传记作家！有什么比这种事更恼人呢？你为传主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心血，却看到传主彻底摆脱你的掌控，沉湎于——听听她的叹气和喘气，看看她脸上的红晕和苍白，她的眼睛有时明亮如灯，有时暗若黎明……看到这种种生动情感的无声表演在我们眼前展现，同时又知道引发这一切的竟是无关紧要的思绪和想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蒙羞呢？
但奥兰多是个女人——帕默斯顿勋爵刚刚证明了这一点。有一种普遍看法，我们写女人的生活时，可以不管她的行动，只谈爱情。诗人说过，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如果我们看一下正在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适合写作这个职业。当然，由于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正值华年的女人，她很快就会停止写作和思考这样的矫情之举，开始想男人，哪怕是个猎场看护人（只要她想的是男人，没人会反对女人思考）。然后她会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的是小纸条，也没人会反对女人写作），约他星期天黄昏时分幽会。星期天的黄昏会到来，猎场看守人会在窗下吹口哨——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生活本身，也是唯一可能的题材。那么，奥兰多一定也做了这样的事吧？可是，唉，让人叹息不止的是，那些事情奥兰多都没做过。那么我们是不是得承认，奥兰多是那种完全不懂爱的怪物呢？她对狗好，对朋友忠诚，对很多吃不上饭的诗人慷慨无比，钟爱诗歌。但是爱，就像男性作家所定义的那样——毕竟，谁说话能比他们更有权威呢？——爱与善心、忠诚、慷慨和诗歌都毫无关系。爱就是脱下衬裙——我们都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奥兰多那样做了吗？事实面前我们只能说，没有，她没有那么做。那么，假如一部传记的传主既不爱也不杀戮，而只是思考和想象，那我们可以认为他或她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没必要再去理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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