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被分享的想法就像一颗没有被播种的种子。因此，我开始在会议上反复散播喜讯：“是的，我们可以看到黑洞。”只有当我们设法让世界各地的同事对这样一个项目感到兴奋时，黑洞的形象才会存在。这需要许多人的意志，需要许多人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但他们都必须首先被说服。
然而，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只是理论。理论是好的。但被实验证实的理论会更好。反过来说，只有当实验的结果可以在理论的帮助下进行分类和解释时，实验才有意义。好的实验可以改进理论，激发新的想法，但也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为了筹集必要的预算，又需要可信的理论来预测将会看到什么。科学始终是理论和实验的探戈，有时这个引领那个，有时相反。
所以现在我们得在望远镜上下功夫，观测越来越高的频率，或者说是越来越短的波长。我们能看到离黑洞多近的地方呢？在波恩的7毫米波长测量之后，来自波士顿海斯塔克天文台的一个美国小组，包括年轻的射电天文学家谢普·多尔曼（ShepDoeleman），在1994年进行了第一次波长为3毫米的VLBI试验[138]。我在波恩的同事托马斯·克里希鲍姆甚至成功地用西班牙和法国的IRAM望远镜在230千兆赫[139]，即1.3毫米的波长上，进行了第一次VLBI测量。然而，仍然无法判断目标天体的模样。我们银河系的毛玻璃效应[140]仍然掩盖了真正的结构，数据质量很差，望远镜太少，测量灵敏度太低。
我在1996年组织了一次联合观测活动，第一次用不同的望远镜在不同的波长上同时测量人马座A*的亮度。日本、西班牙和美国的同事们也加入了进来。我们无法拍摄任何照片，但对我们数据的分析确认，毫米波辐射确实应该来自事件视界。我们在文章中明确预测，通过VLBI实验，我们应当看到这种辐射背景下的事件视界[141]，但全世界的研究人员仍需要相当多的讨论。
会议是讨论的最佳场合。因此，在1998年，我与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同事安杰拉·科特拉（AngelaCotera）组织了一个关于银河系中心的研讨会[142]。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来到图森市。我们特意选择了一家沙漠旅馆，这样晚上就不会有人跑掉，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互相交谈。
“比会议上的讲座更重要的往往是茶歇和一起吃饭的时间。”一位有经验的同事曾开玩笑地告诉我，“我不是来参加会议的，我是来喝酒的。”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在一起吃喝的时候，你会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在任何期刊上都找不到。
不出预料，会场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我们没有激光剑，但当时激光笔的价格刚刚降得比较亲民，几乎人人都有一根。所以偶尔会有三或四个红色激光点同时在屏幕上跳舞。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嘉宾查理·汤斯面前发生的，他坐在前排，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他关于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的科普文章。
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幕的讽刺性？汤斯毕竟不是普通人。我们在这里用廉价的激光指示器对决，而坐在那里的是1964年因发明激光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比我出生还早两年。但查理与我们不同，他仍然使用传统的手指和教鞭组合！看起来，我们对他的激光的幼稚的喜悦把他逗乐了。如果有人停顿片时，思考这种变迁，一定会大为惊讶地发现，仅仅在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内，基础研究就变成了日常用品走向千家万户。
在讨论中，克里希鲍姆与我再次强调，在高频率下，我们可以用VLBI探测黑洞并看到其结构。另一方面，我们的同事谢普·多尔曼仍然很谨慎，认为高频辐射可能来自尘埃云，而不是黑洞本身。忽然，汤斯注意到了什么：“这东西的中间难道没有一个洞吗？”他问道[143]。“没错，”我回答说，“如果有更高的分辨率，我们就可以在发射区看到一个黑乎乎的洞。”很明显，我们还没有为这个东西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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