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帮助不期而至。2012年，在从德文格洛的LOFAR会议回来的路上，我在火车上遇到了同事米夏埃尔·克拉默（MichaelKramer）。我们在同一时间完成了博士学业，但从未更密切地接触过对方。这些年里，他已当上了波恩马克斯·普朗克射电天文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并成功地利用脉冲星从根本上检验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很快就聊到了同一个频道上。我们两个都是五年前第一批从欧洲研究委员会（ERC）获得大量资金的天文学家之一。我用那笔钱资助了利用LOFAR对宇宙粒子的先驱性测量，他建立了一个类似VLBI的网络，用脉冲星测量引力波。我们都对引力很着迷。这两个项目及其资助都行将结束，而我们都渴望启动一项新的事业。
我给他讲了EHT的事情，他介绍了如何利用黑洞周围的脉冲星以难以置信的精度测量时空。我们决定向欧洲研究委员会提交一份联合申请，与欧洲所有学科的最佳研究小组竞争——哪怕获得1500万欧元巨额经费的成功机会只有1.5%[166]。为了让小组有第三名成员，我们争取到了卢恰诺·雷佐拉（LucianoRezzolla）。他是个意大利人，先在波茨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从事引力波和黑洞并合的研究，然后作为教授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
彼此熟悉了之后，我们很快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我们三个人就联合提案工作了六个月，并将该项目称为BlackHoleCam[167]。世界上的望远镜都需要照相机，EHT也不例外。我们想提供的就是这种照相机。对于事件视界望远镜而言，相机就是数据记录器和分析软件二者之和。
在等待的头几个月里发生了一个小奇迹。如果能用ALMA在银河系中心进行脉冲星搜索，会对我们的提案很有帮助。但是，这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投机活动。几十年来，天文学家一直在寻找银河系中心的脉冲星。那里应该有数千颗脉冲星，但直到那时还没有检测到哪怕一颗。无巧不成书，就在我们的提案提交给评审委员会的这几个月里，一颗全新的、年轻的脉冲星首次在银河系中心爆发了。我们第一个发现这颗脉冲星，并使用埃菲尔斯伯格的100米望远镜测量了它。2013年9月，《自然》杂志发表了我们的工作[168]，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一结果表明，还是有可能在银河系的超大黑洞附近找到脉冲星的。大自然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因为这一发现对我们的申请肯定是有利的。银河系中心到底还藏着多少脉冲星呢？
令我们惊讶的是，尽管进行了密集的搜索，但迄今为止在银河系中心还没有发现第二颗脉冲星。为什么会这样？这仍然是银河系的不解之谜。为什么这颗脉冲星恰恰在我们需要它的那几个月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这对我们来说同样是令人费解的。但我们并没有捏造数据。其他天文学家证实了我们的测量结果。我有没有说过，科学中有时候必须要有点运气？
选拔流程就像一个选秀节目，我们的提案必须在一轮又一轮的选拔中脱胎换骨。每一轮，评委小组都无情地竖起或放下拇指。我们杀入了决赛，受邀前往布鲁塞尔，向评委当面展示。这一刻我们绝不能失败。我们为演讲排练了好几天，为各种问题做准备。时间一到，我们就去了位于欧洲首都的欧洲研究委员会总部。
我们三个人情绪饱满地来到了准备室。排在前面的一组已经在那里等待了。那是来自世界著名的牛津大学的教授。他们或呆坐着，或紧张地来回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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