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钟后，另一组人结束面试回来，他们的所有人看起来都像是受到了打击。“他们非常具体地询问了预算问题！”一个人呻吟道。慢慢地，我们的心情滑入谷底。这里聚集着欧洲最有经验和最优秀的科学家，可他们都觉得自己像在学校里等着接受口试的可怜学生。当我们步入房间做报告时，一个由20人组成的委员会坐成U形迎接我们。像罗马角斗士一样，我们大步走进竞技场，紧盯着科学上的死亡。但是角斗的号角声在哪里呢？
演示进行得非常顺利。米夏埃尔、卢恰诺和我衔接得十分完美，最后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准时结束，精确到秒。委员会提出问题，作为团队精心排练过的我们滴水不漏地应对了这些问题。委员会中唯一的天文学家凯瑟琳·塞萨尔斯基（CatherineCesarsky）曾是欧空局的前局长，相当了解她的工作领域。“你们与事件视界望远镜是什么关系？”她问道。她的问题击中了我们提案的弱点，即EHT的组织结构仍不明确。如果发生了纠纷，一切都崩溃了怎么办？“我们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帮助建设它，使资源相互补充，”我们说，“但要想更好地协调各项工作，我们需要钱。当然，在紧要关头我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实验。”凯瑟琳·塞萨尔斯基笑了；显然，我们对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委员会将站在我们这边。
时间快到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另一位委员会成员开口了，“我不明白预算电子表格中这两笔用于公共关系的款项，你能解释一下吗？”我的心怦怦直跳。他在询问数字！我的脑袋仿佛忽然变成了一个黑洞。我结结巴巴地泛泛而谈了几句。面谈结束了；我们心情忐忑地回了家。我们的演示成功了吗？它打动了委员会吗？还是我们在最后五分钟里失败了？
两周后，我们收到了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的信。我经常收到这样的信。你只需要阅读前四个字，就能知道你需要知道的一切。“我很高兴……”信上说。申请通过了！我站了起来，幸福而平静地在书房里走着。然而，由于我在最后五分钟里磕磕巴巴，委员会给我们减掉了一百万欧元——我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赌输这么多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了！我们是第一组为EHT募集到大量资金的人——金额是1400万欧元。现在我们可以与美国人成功地合作了吧？
同一天，我给多尔曼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我想在波士顿与他见面。我订了机票。三天后，我和他以及海斯塔克天文台的主任科林·朗斯代尔（ColinLonsdale）已经坐到了一起，朗斯代尔以其平和而不偏不倚的态度居间促成了双方的合作。两天来，我们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并同意就合作建设事件视界望远镜签署一份意向书。
谢普·多尔曼还拉上了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引力理论专家迪米特里奥斯·普萨尔蒂斯（DimitriosPsaltis）和其他美国同事，向美国科学项目的主要资助者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交了他那边的经费申请。我们写了一封支持信，在信中我们写了与多尔曼的团队的合作意向。他的申请也得到了批准。弗吉尼亚州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总部向EHT拨款800万美元。现在我们凑够了钱，开始计划新的实验。
在波士顿举行的会议是不够的。回到欧洲后，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团队。我设法招募了经验丰富的天文学家雷莫·提拉努斯（RemoTilanus）作为项目经理。他曾为荷兰在夏威夷管理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望远镜（JCMT）多年，直到他们在2015年撤出。他还曾为那里的VLBI实验做出了许多贡献。
与此同时，五个年轻的硕士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在奈梅亨的家门口。他们对EHT感兴趣，我能够为他们提供博士生职位。一个奇妙的群体自那时起慢慢形成。虽然其中多数人来自奈梅亨地区，我却感觉他们仿佛从天而降。最终，我们的团队有了来自七个国家的成员[169]。
“我们将征服世界，但是要以友好的方式。”——这是我们的座右铭，我把它灌输给每个人。我的学生和员工享有很大的自由。我的目标是让他们自己找出驱动他们的因素。我不想劝说或强迫他们做任何事情。每个人最终都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用心去做自己渴望做的事。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与自己的实际才能相匹配的目标并为之奋斗。同时，团体中的人才应该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
2014年11月，在加拿大滑铁卢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PerimeterInstitute）召开了另一次研讨会。密室外交在这里达到了顶峰，会议本身几乎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几十位天文学家争夺在EHT中的角色。谁应该成为领导层的一部分？组织结构是什么？在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必须得快刀斩乱麻。谈判一直拖到了晚上；这是一场没有拳头的战斗，尽管有一两个人确实时常用拳头敲打桌子。到了午夜，我们终于就EHT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达成了协议。我们握手言和，同意就此作罢；但第二天早上已经有人试图重新谈判了。
在又召开了50次远程会议之后，EHT才在2016年夏天成为一个临时性的合作组织。又过了一年后，所有的文件才终于得以签署，而那时所有实验已经都完成了。该合作由13个机构伙伴组成：4个来自欧洲，4个来自美国，3个来自亚洲，另外还有墨西哥和加拿大。在作为最高机构的项目董事会中，所有机构都有平等的代表权。
一个由主任、项目经理和项目科学家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日常管理，而由11名选定成员组成的科学委员会则负责决定和监督科学计划。
项目主任是谢普·多尔曼，项目科学家是迪米特里奥斯·普萨尔蒂斯，而项目经理由雷莫·提拉努斯担任。我被选为科学委员会主席，我的长期同事杰夫·鲍尔被选为副主席。他那时已经搬到了夏威夷，为中国台北的天文与天体物理中心工作。波恩VLBI小组的主任安东·岑苏斯和海斯塔克天文台的科林·朗斯代尔接任董事会主席。
因此，权力得到了分配，但在领导岗位或董事会中没有一个女性。我认为这是EHT的先天缺陷，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好事。只有科学委员会有两名女性，包括现在在阿姆斯特丹教书的塞拉·马尔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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