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朱国祯写有《黄山人小传》，所记那位黄励之自号“五岳山人”，其自称于人，亦曰“山人”，“田尝戏之曰：‘子诚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顾功名，可谓山兴；瘦骨轻躯，乘危涉险，不烦筇策，上下如飞，可谓山足；目击清辉，便觉醉饱，饭才一溢，饮可旷旬，可谓山腹；谈说形胜，穷状奥妙，含腴咀隽，歌咏随之，若易牙调味，口欲流涎，可谓山舌；解意苍头，追随不倦，搜奇剔隐，以报主人，可谓山仆。备此五者，而谓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为之大笑。此虽戏言，然人于五者无一庶几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真赏”。
从宋人《春游晚归图》里得见古人游览即带各种“游具”上场
这“山兴”“山足”“山腹”“山舌”“山仆”的说法，十分有趣，其实说的不过是，人“化”入了山中，所以才谓之“山人”也。但事实恰恰相反，当这种风靡天下的“山人文化”被广为追随与效法时，往往容易走向它的反面。
其实，“山人”还是以地点来定位“人”，从山居的理想而论，陈继儒的《岩栖幽事》说得甚好，“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兑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谈仕籍”，这就从社会性角度论证了逃避城市的道理，其实就是要走一条忘情山水之蹊径，“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不如画”。
所以呢，陈继儒就由此塑造出一种明代“幽人”的山居形象，其在《岩栖幽事》中写道：“寤言空谷，跫然客至，方相与计松桂，湎云烟，而负才之士，辄欲拈题阄韵，豪咏苦吟。幽人当此，真如清流之着落叶，深林之沸鸣蝉也。”这其实也是为了实现一种从古至今“回归山林”的理想：“古云鹤笠鹭蓑，鹿裘鹊冠，鱼枕杯，猿臂笛，与画图之屋庐，诗意之山水，皆可遇而不可求，即可求而不可常。”其所求索的诗意的山水，毕竟还是一种“人化”的自然。
在古代文人“逛山赏水”之际，他们的审美体验其实是最全面的，自然的妙语花香，人文的休养生息，都参与其中。
明人吴从先的《赏心乐事五则》，本是讲游伴、读书、品茗与书斋的小品，却也少不了山水之乐：“弄风研露，轻舟飞阁。山雨来，溪云升。美人分香，高士访竹。鸟幽啼，花冷笑。钓徒带烟水相邀，老衲问偈，奚奴弄柔翰。试茗，扫落叶，趺坐，散坐，展古迹，调鹦鹉。乘其兴之所适，无使神情太枯。”或者说，山水之乐与各种“乐事”都是结合起来的。
陆治《山居乐事册》之“笼鹤”呈现的就是中国古人在自然中求“方外之美”
这其实就是李渔所讲求的“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所谓“睡有睡之乐，坐有坐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饮食有饮食之乐”[66]，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周全，但每种生活都可以找到“乐之处”，中国古人的旅游就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审美生活方式。
这种明代之旅奢华至极。这一番“游之乐”的真情实景呈现在今人眼前，让我们也仿佛随之经历了一场“豪华之旅”！
明人文震孟在《洞庭游记序》中提出，“游有四快”：“天时之宜，风月之美，眺览之奇不与焉。游当茹素之期，不以酒肉丝竹尘点山灵”，这是一快；“又当沦弃之日，山中好事之家，无相物色者，草衣衲侣，游乃益清”，这是二快；“穷林屋之胜，至于烟迷径绝，田夫野老，惊相告语，奔走救援，此犹足以征人心焉”，这是三快；“其他游者不能记，记者不能尽。即弇州之文，亦似寥寒未称。而孟长雄词伟藻，直与缥缈、莫厘争高竞爽，吞今掩古，光怪陆离。将使后来游者，遂可无言绝响，不必先结一记游之想，以挠其登高临深之天趣”，这是四快！一快，侧重说“天时”之境，由二快到三快，主要说“地利”之境，由三快到四快，基本就进入“人和”之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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