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禅家”,随着中国古典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三家融合之势。其中一个最具典范性的文人形象,恐怕非苏轼莫属了。北宋也处于三流归一的滥觞时期,苏东坡这位千古文宗,恰恰就是“入于儒”“出于道”与“逃于禅”,将三家传统优雅地整合在自身之上。
中国人对山水自然的审美形成了一种儒、道、禅三元互补的架构。以南宋著名文人罗大经为个案来观察,他在《山静日长》一文当中,也融汇了“儒行”“道化”与“禅悟”。作为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图解,罗大经的山居生活,是儒,是道,还是禅?恐怕是亦儒,亦道,亦为禅!
从存在角度看,罗大经感思的乃是人生的时空问题。所谓“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前者是说存在空间,亘古自在;后者乃言存在时间,始终流淌,所以山是静,日乃长。儒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干,所以南宋时的罗大经即便山居也手不离《周易》《国风》《左传》等经学典籍,但是从《离骚》到陶诗苏文的影响,使得山居主人超离了现实,“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早已有了道家风度,而“月印前溪”、人牛双归,则是十足的禅境了。
中国文人主流的意见是推重“虽坐三槐”而“不妨家有三径”。所谓“三槐”就是位居三公之意,高官俸禄要拿着,事功基业要做着,但与此同时,不妨家里设有“三径”。这“三径”后来成为归隐者家园的代称,乃是由于汉代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唯求仲、羊仲从之游”。[70]
所以说,兼具“三槐”之功与“三径”之乐,就成了古代文人所想象的“乌托邦”。唐蒋防有诗《题杜宾客新丰里幽居》:“退迹依三径,辞荣继二疏”,这与“三径”相对而出的“二疏”,应指汉朝贤人疏广与疏受叔侄二人,隐退之时甚为荣耀。哪一位儒家不希望如此呢?在出仕之时风风火火,在隐退之际仍有“辞荣”,在隐逸之后则安安静静。
画僧担当的寥寥简笔的云山当中饱孕了佛禅之味
然而,这种进退自由的境地,只是“无何有之乡”而已,多数的儒生仍心系事功,朱熹就曾讽刺说,哪怕“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71],可谓一语道破,而陶潜本人何尝不是因无法伸展才幽然见山的呢?想那近代袁世凯退隐之际扮得闲云野鹤,但何时何处不想东山再起?
的确,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之下,中国文人往往热爱山水,不管能否实现。但古典的因由在于“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颖埒素,黄绮同芳哉”(《林泉高致·山水训》)。
黄易《访古纪游图册》描绘了无锡寄畅园一峰玉立古藤缠绕的“取境冥心”之景
在农业文明当中,中国古人所感的自然就是“人文化的自然”。中国文化在尊重自然的同时,也“化掉”了自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人应对大自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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