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礼乐之邦”，追求“礼乐文明”，这是一以贯之、延续至今的伟大传统。
孔门儒学的礼与乐，都是发自“情”的。孔子的“仁”本身，就是浸渍情感性的，这是孔子独特的人性论使然。
所谓“情感动于衷而形著于外，斯则礼乐仪文之所从出，而为其内容本质者。儒家极重礼乐仪文，盖谓其能从外而内，以诱发涵养乎情感者。必情感敦厚深醇，有抒发，有节蓄，喜怒哀乐不失中和，而后人生意味绵永乃自然稳定”[84]，真可谓“情深而文明”！
“情深而文明”这句话，本出自《礼记·乐记》：“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礼记》本意是说“情”发于极深的生命根源，当它勃发出来使生命充实就会“气盛而化神”，从而流溢出“乐”的节奏形式。
当这句话再度现身在《史记·乐书》中，则转化为“是故情深而文明，正义德为性本，故曰情深也”，它的基本内涵就指向了人文化的实践，所谓“乐为德华，故云文明”是也。
只有“情深”方可“文明”，“情”的实施，乃是儒家之美善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因，由此才能进行“成人”的文明化的践行。原来，儒家的“生活美学”就是以“情”为本的！
孔子的一生，都在行之于“礼”、践之以“仁”，同时也在不断地习乐与演乐。那么，“乐”的功能何在呢？“乐”如何与礼相配？
《杏坛礼乐》的绘制遵循了儒家礼乐合一的原则
乐的基本功能，在于“情”，乐发乎情，又陶养情。所谓“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是说乐关乎情，无情则无乐，有情必有乐。在汉语里面，乐既是音乐之“乐”，又是愉悦之“乐”，二者在古人所撰的《乐记》里，就被通用与贯通起来。
乐也是“情”的外化形式，“情动”发而为音：“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便是中国人独特的“主情”的音乐起源论，人心生音，情动而发，声而成文，音乐遂成。乐音的初起，皆因人心感物而动，感而遂通，故而成声。
更有趣的是，“声——音——乐”，在中国传统乐论中，早已被界分分明：“哀乐之情，发见于言语之声，于时虽言哀乐之事，未有宫商之调，惟是声耳。……次序清浊，节奏高下，使五声为曲，似五色成文，即是为音。此音被诸旋管，乃名为乐。”[85]
《孔子圣迹图》的“在齐闻韶”呈现出来的就是“礼乐相济”的一种具体情境
无论怎样说，“情”才是真正的感动者，才是直接的感动者，无论是“情发于声”所指的“情”要被动地以声传达出来，还是“情形于声”所指出的“情”要主动地显现于声当中，最终都是说要“使情成声”，进而化作音，再配上乐，从而成为音乐，但这种“乐”其实仍是诗乐舞合一的。
从历史上看，礼与音乐合体的传统，并没有坚持多久。孔子所倡导的原始儒家的“礼乐相济”的理想，随着“乐”的衰微与“礼”的孱弱，在后代得到了转化。
这种转化就在于，从礼与作为“音乐”的乐的统一，转到了礼与作为“愉悦”的乐的合一，也就是“礼”与“情”的合一。礼乐相配的“乐”，终将被“情”所取代，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乐”逐步被取代抑或泛化，也有思想上的依据——“乐”背后的深度心理乃为情：“乐”足以陶冶性情，而“乐”对于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
马远《孔子像》描绘了具有生活大智慧的孔子“文质彬彬”之君子形象
质言之，“礼乐相济”的远古传统，到后来被转化为“情礼合一”的孔门儒学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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