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化美的庄子乃是道家“生活美学”最具标志性的人物
所“悲”的是死，所“哀”乃为生，那人生还有“大哀”吗？这种大哀，对于庄子来说，居然是说那种不死之人。一般的道教信徒往往都寻求“长生不死”，但庄子从根本上置疑了这一点：人如若不死，那又有何益处呢？人的形骸随着自然而化，逐渐走向衰竭，人的心也是如此，必然走向衰竭，这难道不是人生的“最大悲哀”吗？
面对世事的纷扰，为了追求“精神四达并流”，庄子极富洞见地区分出人世间的五种“人格形态”：
第一种人是“慷慨愤激之士”，他们的人格特征是“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
这些人士刻意去磨炼意志，以使自身的行为得以高尚，他们脱离了现实，与世俗迥异，他们喜发高论而怨叹自己怀才不遇！然而，他们不过就是标榜清高的“无为之士”罢了。在庄子看来，即使他们身处山林而自称“异士”，不过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已，他们往往是为那些“看破红尘”或“以身殉志”的人所仰慕的。
第二种人是“游学教化之士”，他们的人格特征是“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
这些人士的习性就是施行仁爱与节义，宣扬忠诚与信实，提倡恭敬与俭朴，并以推与和辞让为美德。然而，这些不过是修身的行为而已，他们作为“清平治世之士”，大都是勤于修持心性并教诲化人的学士，儒家的“贤人”正属此列，他们大都是“游居学者”所爱慕的。
第三种人是“功名政术之士”，他们的人格特征是“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
这些人志在建大功立大业，博得大声大名，尽守君臣等级礼仪，匡正上下尊卑名分。所以，他们往往成了“朝廷之士”，忠君爱国而力求强大社稷，但不过仍是治理国家的器具罢了，这恰恰是那些致力于功业而要开拓疆土的人们所欣羡的。
第四种人是“江海避世之士”，他们的人格特征是“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
这些人所推崇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喜欢到有草原水泽的山水田园之间，居住在荒旷无人烟的闲居处所，闲时钓鱼以闲处。但在庄子看来，这不过只是无为“自在”罢了，这些奇士往往被“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与“闲暇者”所歆慕。
第五种人是“导引养形之士”，他们的人格特征是“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
这些人都精于术道，勤于修炼，唏嘘呼吸，吐浊纳清，但就像熊倒挂在树上、鸟伸足在空中一样，不过是追求长命百岁罢了。这些所谓道引练气之士，也不过是善于保身护形的人而已，但被那些养护身体的人所喜爱，这恰恰可以视为对后世道家术士“重形不重心”的某种讽刺。
在庄子深邃的眼光里面，慷慨愤激之士、游学教化之士、功名政术之士、江海避世之士、导引养形之士皆不足取，因为他们的人格境界都没有达到极境，庄子唯一满意的极境便是审美之境——所谓“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是也！
庄子如此归纳道：“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庄子·刻意》）
针对上述五种人格典范，庄子肯定这五种人格的“自然而然”。慷慨愤激之士如果不刻意磨砺心志而行为自然高尚，游学教化之士如果不称说仁义而自然有修养，功名政术之士如果不寻求建功立名而天下自然治理，江海避世之士如果不需避居江湖而心境自然闲散，导引养形之士如果不导引炼气而自然寿延长久，这样才能高蹈于圣人之境。
达到了“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极境，攀升到了“恬淡寂漠，虚无无为”的极境，方能“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才能忘记一切，却又拥有所有。由此，从外部顺遂“天地之道”，所谓“道兼于天”是也；从内部顺应“圣人之德”，所谓“德兼于道”是也，最终都是“道通为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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