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种审美境界反观“生死之美”，庄子就看到了“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刻意》），不仅生死皆为“天行”而“物化”为一，人们做到“生死一如”；而且生死都符合阴阳动静的宇宙节奏，“堕而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庄子·在宥》），从而臻至“大同乎涬溟”的境地。
这便是道家的“道化之美”，“大道”化“大美”！
再说回到儒家，讲讲儒家们生兹念兹的——“曾点气象”，这是儒家“生活美学”的一个生动侧面。
宋儒朱熹尽管一心向往存天理而灭人欲，但在为另一位老前辈濂溪（周敦颐，号濂溪）先生勾勒人品素描的时候，却叹其曰：“风月无边，庭草交翠”（《六先生画像·濂溪先生》）。朱老夫子在赞美儒学同道的时候，竟如此诗意盎然。程颢也说周敦颐“吟风弄月而归”！这背景就是《论语》中所记曾点之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大多数的宋明理学家仍以儒目儒心来言说此，来赞美儒学同道与同人。
然而，能否体悟到“曾点之志”，还取决于接受者的境界所达到的程度。陆九渊在《与侄孙睿书》中就体悟道：“二程见茂叔（周敦颐，字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陆九渊集》）。
两个兄弟，两个弟子，程颢与程颐，他们的感受竟是不同的，境界也是有差别的。这是由于每个人的道德之境是分层次的，所以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境界亦是有落差的。程颢恰恰感受到了曾点与孔子相通之处，然而，程颐却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还有相反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对曾点之志过度阐释。
从理学家那里开始，曾点就被赋予了某种气象，而此前，则没有人将曾点如此地推上神坛。说儒生有了气象，似乎就说他近于圣人了。所以呢，观圣贤气象乃为宋明理学家所喜言。
所谓圣人气象，是由圣人人格生发出来的。在宋明理学那里，先有功夫而后方有乐处，由此自然形成了圣人的气度与格局、态势与风度。所谓“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论语集注》）！
朱熹就这样，以“谁知乾坤造化心”之胸怀，直接将曾点圣化了：“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论语集注》）。这种说法让人惊讶！毫无疑问，这就将曾点气象推向了理学的至上高峰，也毋庸置疑，这巅峰也就是理学家生命理想的穷究之处。所以说，朱熹所求的仁之全体正是此境，须识得此处才能会其本来生意。
孔子、颜子、曾子《三圣图》描绘的正是儒家的内在传承，审美传承也是其中必有要义
在天理流行、随处充满的场景里面，曾点之身中与心内，都充满了美、大、圣、神的光辉！曾点的内在道德辉光被放射了出来，与天地相往来，这不就是朱熹赞美周敦颐的风月无边吗？周敦颐所吟之风与所弄之月，都因这般天地境界而无边无际了。正如明代儒生陈献章所描述的那样：“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陈献章集》）
北宋儒生邵雍所谓“不出户庭，直际天地”（《伊川击壤集》），所以，这才叫“风月无边”！
然而，无边并不是无极，而是在无边与有边之间形成了有无相生的关联。这也就是江右学派儒生罗洪所说的“无内在可指，无动静可分”之极境，也就是“所谓无在而无不在”（《念庵罗先生集》）。致力于弘扬心学的南宋儒生杨简说得更为明显：“天地有象、有形、有际畔，乃在某无际畔之中”（《慈湖先生遗书》），此言说到了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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