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在中国是个独特的文化群体，也是个审美群落。
按照“底限”的规定，“有文采”的人，其实也属于文人。因为“文采”主要是指形式之美，所以，文人也就是指那些能够创造出具有美之形式的文章，或者言行举止体现出浓郁的艺术气息的人。
这些人或是给人提供美的文学作品，或是让人领略到人物的风姿之美，自然是备受欢迎的。就像中国诗人内心的“神仙”李白，即使不幸去世，人们也要替他编织一个优美动人的结局，让他在人们的想象中延续着人格之美。
然而，并不是所有文采出众的人都能获得李白享受的礼遇。如果一个人仅仅注重文章外在的形式之美，而忽略了内在的心性修养和道德提升，依旧会被人唾弃，甚至会影响整个文人群体的声誉。我们所熟知的“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自古文人，多陷轻薄”“文人无行”等熟语就在言说这类负面影响。而且，文采也往往被视为罪事，隋文帝杨坚即位之初，便着手改革文风，决心“弃华返朴”。
魏晋时代，文学与文章几乎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鲁迅先生之说几成定论：“用近代的文学的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72]
梁楷《李白行吟图》里的李太白最能体现『诗仙』的风流之态
这个ArtforArt'sSake，如果套用文学的话，就是“为文学而文学”自身，而不是为了文学之外的任何东西而存在，文学并不是经世致用的工具，“厚人伦，美教化”是汉代文论的主流意见。然而，在曹丕看来，文学自身的力量也许更大，“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相反，在曹植看来，文章仍为“小道”，鲁迅猜测：曹植或者文章本已做得甚好而敢于视之为小道，或者本志于政治却不得志就说文章无用了，但曹魏开国皇帝曹丕自上而下倡导的观念，无疑成了时代的主流。
其实，为艺术而艺术，是近代欧洲唯美主义的核心主张，来自瓦尔特·佩特（WalterPater）率先提出的L'artpourL'art之口号。鲁迅从近代狭义文学观出发，凸显了魏晋时代的转换，曹丕赞曰：“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这其实是在以古说今，言说“文”之重大意义，文本身就有“自律”的价值。曹丕又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这说明无论文学采取何种形式，文之“本”都是一样的——“文以气为主”！建安文学一派已逐渐走向辞采华丽，“诗赋欲丽”就是在言说这一倾向，也就是重在“文采”的文学逐渐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文章，但二者的血脉关联始终未斩断。
所以说，对“文的自觉”，可以给出狭义与广义两种解读。从狭义的文学观之，文学自然是千古之事，从政论等非文学中脱离出来而具有审美价值，这的确是魏晋文学转变的自觉结果。从广义的文章角度看，文章毕竟还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仍没有脱离与实用功用和现实生活的关联。
中国顶尖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当中开宗明义，讲了数种“文”的概念，并将它们合并在一起，从“自然之文”“文化之文”“文饰之文”终落归到“文字之文”：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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