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四“文”的观念合并在一起的结果——“文学”即宇宙原理之显现与文饰之言的表象，这就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学概念”。中国人的“文”不囿于语言文学本身，而肇源于天地，来源于人文，最终才成就“文”之自身。
刘勰《文心雕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论“文”最具理论高度的著作
然而，唐宋之际，文以载道，重道轻文，文章与文学之区分再度模糊了。
从理学扛鼎者朱熹在《读唐志》当中对文体的三分，就足见这种“道统”的统治威力：道乃“文之本”，这是最高的文，“圣贤之文”是也，道是体，文为用；道乃“文之实”，这是中流之文，司马迁等人之文属此，道是文质关系当中那个“质”；无本无实之文，就像只求形式主义的宋玉等文，归根结底，“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74]
回到儒家的主流传统，文人所读的文字主体，其实并不是当今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传统的“经”学。《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成为古人的必读书，钻研经典、效法圣贤，也就成为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经典著作从先秦的“六经”拓展到东汉的“七经”，到了唐代扩充为“九经”，而在宋代又膨胀为“十三经”。这还不够，为了更精深地研读经典，朱熹还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对其进行了详细注解。
这些经典著作，和随之产生的注解经典的文章、著作可谓洋洋大观，在古代“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体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数量也极为庞大，其中，有很大的部分，就是古人在闲暇时读经的感悟。
陶渊明曾在一首诗中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陶渊明“少无适俗韵”，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但他在闲居无事的时候，也孜孜不倦地读《诗经》和《尚书》。这说明儒家经典在古人心目中不仅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更是修身养性的最重要途径。
《晋书》里还记载过一个故事：王济懂得相马，又非常喜欢马，和峤爱财，聚敛无度。对此，杜预曾概括道：“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晋武帝听说这句话后，问杜预：“卿有何癖？”杜预回答说：“臣有《左传》癖。”[75]白居易也在《山中独吟》中说：“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白乐天所说的“章句”，就是指儒家经典著作的注解。山居无事，读章句而成癖，由此可见，儒家经典的影响对古人来说，已经深入骨髓。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闲情”寄托在读经典上面，经典也不能完全满足人的情感、欲望和意志的需要。这就是陶渊明为何在“诗书敦宿好”的同时，还要东篱把酒、采菊对南山——从饮酒中获得的生命力的释放、感性的愉悦，从**中体验到的自然美感，是镌刻在经典上的文字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经典能够提供的是有关至高无上的“道”的知识和社会实践中的道德准则，而感性的、审美的快乐，基本上与之无缘。
陈洪绶《痛饮读骚图》说明文学化的社会当中古代文人对『文』的痴恋
人从社会实践中解脱出来之后的闲暇中所萌生的情感落寞和心灵空虚，助人排遣闲情，从而获得感性的愉悦和审美的快乐。只有在这种满足中，人才能从生命意志的感性释放中获得积极的快感，进而体验自由的生命境界，这就是中国文人在“文”上的寄托。
人生总是聚少散多，为何从《全唐诗》到《全清诗》当中有那么多的送别诗？这是因为，送别是一种激发起亲人友朋之间情感的特殊活动，为了表达这种情谊，古人往往用诗歌的方式来进行情感交流，这就是酬答之“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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